資源簡介

思政課特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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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授課導入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打破了最高慶典只響21響禮炮的國際慣例，足足響了28響。當慶祝人群不時爆發出“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時，毛澤東則將身體探到欄桿外，不斷地高呼“人民萬歲！”
通過這個案例，讓學生思考兩個問題：
第一，開國大典上，為什么禮炮要鳴28響？背后深意是什么？
第二，開國大典上，毛澤東為什么會高呼“人民萬歲”？
一、抗戰勝利后的中國向何處去？
（一）主題：建什么國，怎樣建國
抗戰勝利的到來，在全國人民中激起的興奮和歡樂是難以用言語來形容的，著名文學家鄭振鐸聽說日本投降的消息后“興奮極矣”“不自禁的拍手”。【《鄭振鐸日記全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44-245頁】抗戰勝利后，人們普遍的愿望是和平建國。盡管人們對和平建國充滿希望，但是，關于“建什么國、怎樣建國”這一當時中國政治的核心主題，不同政黨各有打算。到底誰的建國謀略才能代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在競爭中勝出呢？
1.國民黨：回到抗戰前的老樣子
國民黨統治集團作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不要和平民主，他們的目標是“要使抗戰勝利后的中國仍然回到抗戰前的老樣子”，繼續維持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半封建的國家。然而，始終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且致力于和平建國的中國共產黨，成為國民黨開歷史倒車的主要障礙，所以，國民黨必欲除之而后快。
國民黨的反共方針得到美國政府的大力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就通過援助手段不斷在全球擴張其政治勢力。戰后，美國延續其擴張戰略，積極構建美國主導下的世界新秩序，建立和維護其世界霸主地位。控制中國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出于意識形態的偏見和美蘇爭霸的政治形勢考量，美國的首要目標是
“阻止共產黨完全控制中國”。【《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948年第8卷，美國政府出版局，1973年，第45頁】為實現上述目標，美國采取了兩面手法，即一面給予國民黨政府全方位的援助，特別是親自出動飛機和軍艦協助國民黨運送精銳主力，幫助其搶占大城市；一面又不得不做點表面文章，要求國民黨政府搞一點所謂的
“民主”改革，幫助其收攏民心。
但是，上述兩面做法根本不可能改變國民黨要消滅共產黨的既定計劃。為了消滅共產黨，蔣介石竟然派何應欽向日本駐華派遣軍司令官岡村寧次“請教”如何對付共產黨。據當時擔任何應欽侍從參謀的汪敬煦回憶：“抗戰勝利后，蔣委員長知道共產黨終將稱兵作亂，就交代何先生草擬一份清剿共產黨計劃。為了這個計劃，何先生還特別去拜訪日本駐華派遣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岡村建議何先生千萬不能對共產黨大意，更不要輕視他們。”【《汪敬煦先生訪談錄》，臺北
“國史館”，1993年，第20頁】
以上史料充分證明，國民黨置廣大中國人民的民族情感于不顧，一切目標就是為了實現自身政治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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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產黨：為了和平民主團結而奔走
1945年春夏之交中共七大召開時，毛澤東就提出，抗戰勝利要
“建立一個新中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一個獨立的、自由的、統一的、富強的中國”，對蔣介石擬采取“洗臉”政策而不是“砍頭”政策。【《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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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不顧人民要求，發動全面內戰，是蔣介石集團的既定方針，但由于運兵到前線需要一定的時間，且美國、蘇聯在戰后出于自身在華切身利益的考量，兩國均表示希望中國能夠和平建國，給國民黨施加了一定的政治壓力。因此，為掩人耳目和爭取戰略主動，蔣介石又不得不表示愿意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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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中、下旬，蔣介石向延安接連發出三次電報，邀請毛澤東去重慶商討國是。蔣介石是否真心要和談？不是，而是要為其發動內戰作輿論準備。當時，國民黨《中央日報》社社長胡健中等人都認為毛澤東“決不會來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我們就可以借此發動宣傳攻勢，說共產黨蓄意制造內亂，不愿和談”，報社總主筆陶希圣說：“我們明知共產黨不會來渝談判，我們要假戲真做，制造空氣”。【《重慶談判資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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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的三封邀請電報發出后，公眾渴望和平建國的情緒在短時間內高漲。中國共產黨雖明知邀請電只不過是蔣介石瞞天過海的騙人招數，“企圖嫁其責任于我”，“為內戰做文章”。【《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3頁】但為回應全國人民熱望和平的心理，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經過反復權衡，“決定毛澤東去重慶”，確定談判口號為“和平、民主、團結”。在談起這個問題時，毛澤東表現出大無畏的英勇氣概，“重慶是可以去和必須去的”，“如果是軟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辦點事”。【《毛澤東文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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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飛抵重慶。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親赴重慶，是一件轟動國內外的大事，使許多人進一步認清中國共產黨謀求和平的真誠愿望。詩人柳亞子賦詩，稱頌毛澤東的這一行動是“彌天大勇”，張治中也說這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大事”。10月10日，雙方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確認和平建國方針。這個會談紀要的簽訂，使渴望和平的人們感到一些寬慰，但仍無法放心。鄭振鐸在《讀國共會議記錄》一文中表達了這種復雜心情。他寫道：“國民們在十五年喋血作戰，流離遷徙，九死一生，家破人亡之余，需要的第一件事，便是休生養息。我們決不愿再看見血，再看見戰爭，再聽到炮聲槍聲！誰要再行發動內戰，誰便是冒天下之大不韙。”【鄭振鐸：《讀國共會議記錄》，《民主》194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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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協協議的達成和全面內戰的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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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達成了五項協議。但是，國共兩黨對于政協協議，卻表現出截然相反的態度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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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產黨：真心實意履行，積極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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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真心實意地準備履行這些協議，采取了如下措施：
其一，整編軍隊。1946年3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精兵簡政問題的指示，要求
“第一期精簡三分之一，并于三個月內外完成。被精簡人員武器，有計劃的妥善的分配到農村生產中去，第一期完成后，取得經驗，第二期再精簡三分之一”。【《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33頁】在實行中，晉察冀部隊復員人數最多，進行也最快。那里原有野戰軍九個縱隊，二十六個旅，加上地方部隊共三十二萬多人，這次率先復員了十萬多人。【鄭維山：《從華北到西北》，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第20-22頁】
其二，初步商定了參加國民政府委員會和改組后的行政院的成員名單。
其三，準備將中國共產黨的指導中心從延安轉移到距離南京較近的蘇北淮陰。當時在解放區擔任蘇皖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主席的李一氓回憶：“在淮陰的時候，我曾得到華中局一個通知，說黨中央要從延安搬到淮陰來。參加南京工作的同志有事情要開會就去南京，沒有事情又不開會就可以回到淮陰的總部。中共中央的總部就要建在淮陰，就由我負責找一個適當的地方，建立中共中央總部。……還沒有定下來的時候，解放戰爭就開始了，這個計劃自然沒有實現。”【李一氓：《模糊的熒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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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民黨：撕毀政協協議，發動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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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當局沒有實行政協協議的誠意。政協會議結束后不久，國民黨直接策劃了
“較場口血案”，毆打了準備慶祝政協成功大會的郭沫若、李公樸等人。原來渴望在戰后社會安定、和平建國的民族工商業者深感失望，遷川工廠聯合會理事長胡厥文回憶說：“在這一段頻繁的政治活動中，我深感蔣介石的言行不一，不民主，不可靠，不得人心。”【《胡厥文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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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6年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要求他的部下對政協協議“就其犖犖大端，妥籌補救”。正如當時一篇文章所言：“在他們想起來，開會無非哄哄洋人，哄哄老百姓而已”。【丕強：《從政治協商會議到國民黨二中全會》，《周報》1946年第27、28期合刊】就連美國國務院1949年發布的《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也寫道：“中國輿論對停止沖突及政協決議的反響是熱烈贊許，同時也認識到決議的履行，將是敵對的兩黨有無誠意合作的嚴重的考驗。國民黨內部有勢力的集團對政協表示強烈的憎恨，國民政府軍事將領們恐懼地位的動搖而反對軍隊整編，凡此種種表示著國民黨方面順利履行決議的障。”【《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1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第201頁】最終蔣介石以擴大內戰的行動，使政協協議淪為一紙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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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國民黨當局公開拋棄政協協議時，國民黨軍隊主力在美國軍用飛機和運輸艦的幫助下，運兵并搶占大城市的控制權。1946年2月初，國民黨在東北的總兵力達到30萬人，5月3日攻占本溪；5月18日，攻占四平；5月23日，攻占長春；5月28日，攻占吉林；5月30日，攻抵松花江南岸；6月，國民黨軍隊進攻共產黨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10月11日，共產黨晉察冀解放區首府張家口被國民黨軍隊攻占，梁漱溟聽到消息后百感交集，驚嘆地說道：“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李洲庭、閻秉華編著：《梁漱溟年譜》，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204頁】
二、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贏得解放戰爭？
1949年12月，此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成立兩月有余，蔣介石乘坐中美號飛機從成都鳳凰山機場起飛，從此離開了他生于斯長于斯的大陸。據專機機長衣復恩回憶：“他坐在飛機上，一言不發。”【師永剛、張凡編著：《蔣介石：1887—1975（下）》，華文出版社，2011年，第116頁】
為什么他會“一言不發”？也許有一個疑問深深地困擾著他：短短三年時間，為什么國民黨會敗得如此迅速？共產黨會贏得如此徹底？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其實，蔣介石開始全面內戰之初，毛澤東就說過“我們不但必須打敗蔣介石，而且能夠打敗他”。【《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45頁】共產黨能贏得解放戰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讓我們嘗試以“信仰”為視角來回答上述問題。
信仰，是一個多元化的概念，包括宗教信仰、文化信仰、國家信仰等等。對于政黨，主要是指政黨的政治信仰。政黨的政治信仰標志著一個政黨的價值取向，它不是一套空泛的說辭，每一種信仰都有其具體內容和現實指向。信仰的內容，就是政黨為之奮斗的目標；追求信仰的過程，也是每一位黨員的自身價值體現的過程。政黨的信仰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民眾的認同，也是政黨執政合法性的重要意識形態來源。在解放戰爭中，國共兩黨的政治信仰始終和兩個問題緊密相連，即“為誰而戰、靠誰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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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民黨的信仰：三民主義→生存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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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誰而戰：個人
（1）金錢
國民黨的信仰是三民主義，抗戰時期眾多國民黨官兵為了民族獨立拋頭顱、灑熱血，可當抗戰結束后，部分國民黨官兵卻將三民主義拋之腦后，轉而信奉了生存主義。在生存主義指導下，什么最可靠呢？金錢成為最可靠的“護身符”，國民黨上至黨政要員，下至普通官員，無不以斂財為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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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之后，國民黨的軍政大員發“國難財”，當時全國上下約有2300多個接收委員會，打著“接收”的旗號中飽私囊，結果將敵產變為私產，將接收變為“劫收”。蔣介石的愛將湯恩伯，甚至敢在共產黨軍隊渡江戰役前夕，將汽油等軍事物資拉到黑市上賣。對于國民黨的腐敗現象，蔣介石并非置若罔聞。為了反腐，國民黨相繼開展了“肅清貪污運動”、“自力更生運動”，但結果卻是空言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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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權位
國民黨黨內流傳著一句話：“不問黨不黨，才不才，只問親不親，派不派”。派系紛爭是國民黨的一大特色，大的來說有蔣系、桂系、粵系、奉系，小的來說蔣系又分為嫡系和旁系。派系斗爭形成的出發點，就是國民黨眾大佬為了維護個人的權位。由派系衍生出若干私利集團，這些集團把自己的權位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演化成紛繁復雜的派系斗爭，使得國民黨軍隊之間矛盾重重，難以步調一致、協同作戰。
比如孟良崮戰役，國民黨整編美式裝備的74師被共產黨華東野戰軍圍住后，蔣介石認為該師裝備精良，并與左右兩鄰靠近，正是與共產黨進行決戰的良機。他一面命令該師堅守陣地，一面嚴令國民黨的10個整編師馳援，企圖內外夾擊，圍殲共產黨華野部隊。可是等戰役真正打響的時候，國民黨派系紛爭又開始發揮作用。離張靈甫最近的是國民黨的83師和25師。83師師長李天霞因為和張靈甫爭當國民黨第五軍軍長不成，對張靈甫心存芥蒂，不愿全力相助。同時，張靈甫自視甚高，又不愿聽25師師長黃百韜的節制。最終，共產黨華野部隊將整編74師殲滅的時候，離它最近的國民黨軍隊只有幾華里之遠，但“炮聲相聞，而終不見援兵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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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靠誰而戰：美國援助
從抗戰結束到1948年6月，美國僅根據“租借計劃”一項，就移讓給國民黨的物資總價值達7.81億美元，其中2/3都和軍事直接相關。
在美國援助下，國民黨有39個師裝配了美式裝備。為了幫助國民黨，1946年3月以后，美國在華專門設立了美國軍事顧問團，為了增強國民黨軍隊的戰斗力，美軍擔負起為國民黨訓練軍隊、特務、交通警察、軍醫、軍需等軍事人員15萬人的任務。
在美國的援助和加持下，國民黨高官對以武力消滅共產黨信心滿滿。1946年5月四平戰役國民黨得手后，蔣介石就認為：“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屬烏合之眾，經此次打擊，勢必瓦解無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7編（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第131頁】
結果如何呢？解放戰爭越到后期，國民黨的士氣就越消沉。共產黨渡江戰役前夕，國民黨幾乎到了土崩瓦解的邊緣。渡江戰役開始后，僅僅一個多月的時間南京和上海相繼解放，國民黨長江防線土崩瓦解。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共產黨渡江戰役的部隊構成中，70％-80％都是“解放戰士”，有些連的指揮員都是由“解放戰士”擔任。所謂“解放戰士”，即國民黨俘虜。遼沈戰役打國民黨廖耀湘兵團，共俘敵人8.7萬人。按照政工條例，抓了俘虜是要甄別的，這么多俘虜怎么辦？戰士們就端槍排出一座“解放門”，宣布，凡是放下武器從這個門過去，即算解放。【《遼沈戰役》，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第507-5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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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如此兵敗如山倒的戰況，蔣介石曾經痛罵國民黨軍隊是無主義、無紀律、無組織、無訓練、無靈魂、無根底的軍隊，國民黨的軍人是無信仰、無廉恥、無責任、無知識、無生命、無氣節的軍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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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為什么同樣的士兵，在國民黨軍隊就士氣低沉，到了共產黨軍隊中就能夠英勇作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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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對
“解放戰士”進行信仰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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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出身農民的士兵，在國民黨軍隊中不知自己為誰而戰、為什么而戰，國民黨老兵王鼎鈞曾這樣回憶：“尤其是‘老百姓’，這一條是每個新兵的原罪。班長打一下，罵一聲死老百姓，好像和老百姓有深仇大恨。……那時國軍士兵所受的訓練，要把‘兵’從百姓中分化出來，與百姓對立，以百姓為恥。這樣的軍隊怎么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王鼎鈞：《關山奪路》，三聯書店，2013年，第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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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士兵，到了共產黨軍隊中，要經過訴苦和階級教育，訴說自身的苦難，引導士兵思考窮人為什么窮、地主為什么兇，從而認識國民黨和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削是一切苦難的根源，啟發他們的覺悟，重塑他們的靈魂。當信仰在他們的心中扎根的時候，昨天的俘虜，就變成了今天的英雄。“在舉行了這種訴苦大會的地方，成千上萬的俘虜兵打開了眼睛，他們立即就覺悟到一系列的問題，立即就自動要求加入我軍與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者拼命。往往昨天還是戰場的敵人，戴著‘漢奸帽子’（蔣軍士兵對美國式軍帽的稱呼）被迫同我們打仗，今天當了俘虜，明天已經拿起武器對蔣介石英勇作戰。”【《好好進行俘虜工作》，《解放日報》1946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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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士兵沒有信仰，不知道自己為誰而戰；到了共產黨隊伍中經過訴苦和階級教育，確立了信仰，知道自己為誰而戰，所以能一改之前的低落士氣而變得勇敢，用一句話概括，即信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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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產黨的信仰：共產主義→為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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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義群眾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實踐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心里有桿秤，誰能贏得人民，勝利的天平就會傾向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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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誰而戰：為人民群眾打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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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民黨為個人金錢與權位而戰不同的是，當時的共產黨，從領袖到普通士兵，一般沒有私人財產的概念，住的一樣，吃的一樣、穿的一樣，連身上的補丁都一樣，以至于外國記者在戰場上常常困惑于一點，他們沒有辦法將共產黨軍隊中的軍官和士兵區分開來，出現了官兵不分的情形。陳毅曾經這樣描述朱德：“群眾及敵兵俘虜初次看見鼎鼎大名的四軍軍長那樣芒鞋草履，十分襤褸，莫不詫異。若不介紹，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個伙夫頭”。【《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第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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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不為個人的金錢和權位而戰，為的是人民群眾打天下。被稱為“紙老虎女士”的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憶陜甘寧邊區時提到：“在延安聽到最多的一個詞兒，就是‘人民’。談到最后總是中國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間去’，‘向人民學習’，這些都是口號。但這些詞兒似乎包含著比口號更深的涵義，代表著一種極深的感情，一種最終的信念。”【[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國人征服中國》，劉維寧、何政安、鄭剛譯，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25-26頁】
但是，任何政黨的信仰都不能只停留于口號階段，因為“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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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是誰？是農民。農民最根本的物質福利是什么？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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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人民而戰：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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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千百年來農民最迫切的期待。抗戰結束后，東北成為權力真空。國民黨在美國飛機、軍艦的幫助下，運兵東北，目的是搶占大城市和占領交通要道。與國民黨不同的是，共產黨把目光投向了千百萬的農民。因為毛澤東深深懂得一個道理：“誰贏得農民，誰就會贏得中國”，“誰能解決土地問題，誰就會贏得農民”。【[美]洛易斯·惠勒·斯諾：《斯諾眼中的中國》，王恩光等譯，中國學術出版社，1982年，第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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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國民黨搶占大城市的同時，共產黨發出了黨內號召：“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資格，一切可能下鄉的干部要統統到農村中去，并確定以能否深入農民群眾為考察共產黨員品格的尺度。”【《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48頁】到農村去干什么？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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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9年上半年，僅東北就有2000多萬原來無地少地的農民獲得了土地。本來東北農民在日本十幾年的殖民統治下，要么對國共兩黨都沒有多少認知，要么將國民黨和蔣介石視為“正統”。共產黨在東北的農民工作未必比國民黨好做。但是，當地里插上牌子，上面寫著張三李四分了幾畝幾分地的時候，農民明白了在國共兩黨中誰才是他們真正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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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人民而戰：權利
如果只是從農民獲得土地的視角來理解共產黨領導的土改，未免過于簡單化和線條化。在土改中，農民不僅成了土地的主人，而且在政治上翻身做了自己的主人。曾在華北大學任教的美國人韓丁在觀察了華北地區的土改后，這樣寫道：“……它還意味著破除迷信、學習科學；意味著掃除文盲，讀書識字；意味著不再把婦女視為男人的財產，而建立男女平等關系；意味著廢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選舉產生的鄉村政權機構。總之，它意味著進入一個新世界。”【[美]韓丁：《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韓倞等譯，北京出版社，1980年，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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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黨統治下，底層民眾被認為是沉默的大多數，是“供別人玩政治游戲的棋盤，而不是游戲者”。【馮祟義、古德曼編：《華北抗日根據地與社會生態》，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第72頁】經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這些被認為是歷史上“沉默的大多數”的農民開始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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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改革后新建立的農村權力體系中，農民不僅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利益主張，而且擁有了以往不曾擁有的民主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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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通過土改“翻身又翻心”的農民，在“保家、保田、保衛解放區”的口號中，和共產黨結成“命運共同體”，掀起參軍熱潮。在解放戰爭整個東北參加解放軍的144.5萬名青年民兵中，絕大多數都是老解放區的翻身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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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靠誰而戰：人民
陜北佳縣是《東方紅》的作者李有源的故鄉。今天的陜北佳縣縣委大院中央，豎立著一座石碑，上面寫著幾個大字——“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題詞背后有一段真實的故事。
1947年，國民黨胡宗南部進犯陜甘寧邊區，毛澤東轉戰到陜北佳縣。毛澤東估算了一下，此役大約需要10多萬斤的糧食作為后勤供應。但此地已經被胡宗南部“掃蕩”過了一番，俗話說“兵馬未到，糧草先行”，糧食問題沒有解決仗就很難打。困難之際，佳縣老百姓給了共產黨最大的支持，他們表示家中和地里的糧食都可以給部隊吃，如果不夠就把驢和牛殺了供應部隊。在物質條件極端貧乏的陜北，驢和牛不僅是重要的家庭財產，更是不可或缺的生產工具。毛澤東擔心沒有了驢和牛，農民耕地怎么辦，得到的回答是：“解放前，我們窮人哪有什么驢和牛，種地全憑一把老镢頭，請主席和副主席放心，只要能把蔣胡匪軍消滅了，佳縣人民就是有天大的困難，也能用老镢頭把明年的生產搞好。”【《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1028頁】佳縣老百姓就是這樣義無反顧地支持共產黨，部隊轉移到哪里，他們就帶著糧食跟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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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靠著人民群眾的鼎力支持，共產黨成功度過了陜北最艱難的戰斗歲月。戰斗勝利后，毛澤東十分感動，才有了這副題詞。
中國有句古話：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所謂“天下”，就是政權，所謂“民心”，就是人民選擇。國民黨為了個人的金錢和權位而戰，最終是失掉了民心，也失去了執政權。中國共產黨不為個人而戰，而是為了人民的土地和權利而戰，凝聚了民心，得到越來越多老百姓的支持和擁護，最終成為執政黨。
三、以民盟為代表的中間黨派為什么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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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后的中國，在國共兩黨圍繞中國兩個命運、兩個前途的強勢競爭下，還存在著廣大的中間黨派。中國民主同盟（以下簡稱“民盟”）就是其中之一。解放戰爭中，民盟由堅持獨立于國共之外到最終棄國擇共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又說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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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盟的自我定位和政治目標：獨立地位和中間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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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結束后國共對峙局面的形成，為中間黨派活躍于政壇拓展了空間。在各中間黨派中，最有影響的是民盟，在堅持中間路線的立場上它也最有代表性。民盟將自身定位于“一個具有獨立性和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團”，“所謂獨立性是說它有它獨立的政綱，有它獨立的政策，更有它獨立自主的行動。所謂中立性是說它介在中國兩大政黨對峙的局面中，是兩大對峙力量組織中間的一種。要求它保持不偏不倚的謹嚴態度，不茍同也不立異”。【《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1941—1949）》，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第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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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建什么樣國”的問題，民盟主張國共之間的中間路線，“中國必須于內政上建立一個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中間的政治制度”，“這個中間性的政制在實際上就是調和他們兩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同時在經濟方面比較上多采取蘇聯式的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張東蓀：《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再生》周刊1946年第118期】在“怎樣建國”的問題上，民盟為順應抗戰結束后人民渴望和平建國的期待，提出了“民主統一，和平建國”的主張，希望通過和平道路實現政治改革，把中國逐步建成一個“十足道地的民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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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國民黨主導的政協會議召開后，民盟對中間路線的實現充滿樂觀，比如羅隆基對政協的總結就是“共產黨的讓步多，蔣介石的苦惱大，民盟的前途好。”【《中國各民主黨派》，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39－1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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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盟與國民黨關系的發展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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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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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政協協議確定的建國原則，對國民黨一黨獨大地位作了許多實際的約束，引起國民黨內的強烈反彈。1946年2月2日，重慶各界為慶祝政協會議成功召開，定于2月10日在較場口舉辦慶祝大會。對政協會議始終心存不滿的國民黨冒天下之大不韙，竟然對慶祝人群使用暴力，制造了“較場口血案”，民盟中央執委李公樸被打傷。血案發生后，梁漱溟寫抗議信譴責國民黨的暴行，“只要社會人士明白，現在政治是這樣黑暗，統治者已經超過法律，用恐怖手段行其統治。凡在政治上有主張能說話的人，都不能見容”。【《李公樸紀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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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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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國民黨在壓迫中間黨派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蔣介石不僅聽不進中間黨派人士的意見，反而對他們恨之入骨，不惜大開殺戒。1946年3月23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對不法教師污辱黨國，甘為共匪奴屬之張奚若、聞一多等，應加以還擊”。【楊奎松：《四次血案幕后：蔣介石的智與不智》，《同舟共進》2012年第4期】7月11日，國民黨特務在昆明街頭暗殺了民盟中央委員、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樸。15日，又暗殺了民盟另一位中央委員、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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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案爆發，舉國震驚。身為民盟秘書長的梁漱溟痛斥國民黨對民盟的暴力升級，表達了強烈的憤慨之情：“李、聞兩先生都是文人、學者，手無寸鐵，除以言論號召外無其他行動。假如這樣的人都要斬盡殺絕，請早收起憲政民主的話，不要再說，不要再以此欺騙國人。……我們正告政府當局，這種機關不取消，民主同盟斷不參加政府。”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宣讀完這個書面談話后激動地說：“特務們！你們有第三顆子彈嗎？我在這里等著它！”【《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58－5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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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0月，蔣介石得到國民黨軍隊占領晉察冀解放區首府張家口的電報，當即下令召開“國民大會”。11月25日，民盟領導人在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書面談話，拒絕參加國民黨包辦的“國民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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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決裂
1947年5月，國民黨宣傳機構謾罵民盟為“奸盟”，盟員為“奸匪”，“為中共操縱指使之工具”。1947年10月，民盟西北總支部主任委員杜斌丞，被國民黨以“通共匪”為名，公開槍決；民盟被國民黨宣布為非法團體，取締一切活動。11月6日，民盟總部在上海被迫發表公告，宣布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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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的被迫解散標志著和國民黨在政治上的分道揚鑣，“站在政團的立場，我們應保持不偏不倚的態度。但民盟既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政團，我們依據我們的政綱政策以爭取國家及人民的福利，民盟對國事自然應該是非辨曲直。是非曲直之間就絕對沒有中立的余地。”【《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1941—1949），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第2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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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和國民黨的決裂說明了什么？說明了中間道路沒有實現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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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盟與共產黨關系的發展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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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互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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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國民黨對中間黨派的打壓和屠殺政策，中國共產黨對以民盟為代表的中間黨派一如既往地采取團結政策。抗戰勝利前后，中國共產黨出于民主、和平、團結的愿望和需要，遇事及時通報中間黨派，認真和他們交換意見，爭取在求同存異基礎上采取共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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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底，中國共產黨與民盟簽訂了一份合作協定，其中包括“雙方得保持其政治最高原則，但在奮斗過程中得隨時交換意見”，“雙方不得單獨對國民黨作妥協合作，如有談判，得相互通知，并取得雙方同意后，始與國民黨成立條件。”【汪朝光：《中華民國史》，第3編第5卷，中華書局，2000年，第116－117頁】這份“君子協定”的訂立，是中國共產黨和民盟與國民黨政治斗爭的需要，也是民盟實現其政治主張的必然要求。
2.向共產黨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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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內戰爆發特別是國民黨對民盟的暴力迫害不斷升級后，1947年民盟內部對中間路線的實現可能性進行了半年之久的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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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民盟召開一屆三中全會，認為“民盟堅決不能夠在是非曲直之間，有中立的態度。至于獨立的中間路線，從目前中國的現實環境看，更難行通。自從本盟被南京反動獨裁政府勒令解散以來，一切所謂‘中立’、‘中間’的說法和幻想，實早已被徹底粉碎了”，“為了對付共同的敵人，為了徹底肅清封建殘余和驅逐帝國主義，我們要公開聲明與中國共產黨實行密切的合作”。【《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1941—1949），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第394－3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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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是其歷史上的重要轉折點，標志著民盟放棄了對國民黨的幻想和所奉行的中間路線，標志著民盟開始實現由中間路線向新民主主義路線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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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選擇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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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表“五一口號”：“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第146頁】這個口號得到民盟等11個中間黨派和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1948年8月后，中共中央開始邀請和護送各界民主人士分期分批進入解放區。1949年1月，李濟深、沈鈞儒等中間黨派的領導人和著名無黨派人士55人，聯合發表《對時局的意見》，懇切表示“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五星紅旗從這里升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誕生紀事暨資料選編》，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第216頁】1949年9月，以民盟為代表的各中間黨派同中國共產黨一道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參與制定了具有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選舉產生了中央人民政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此基礎上形成。
至此，標志著民盟從行動上徹底拋棄了中間路線并作出了“棄國擇共”的政治抉擇。
四、結語
歷史雄辯地證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全國執政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人民立場，從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出發，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所以得到了人民群眾衷心地擁護和支持。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喊出“人民萬歲”，正是對中國共產黨政治理念和人民支持的最真實表達。開國大典上的28響禮炮，象征著中國共產黨走過的28年革命足跡。28年的時間，中國共產黨從小到大，從幼稚走向成熟，把一個積貧積弱的中國帶上了獨立富強之路，使飽經列強侵略和蹂躪的中國人民終于挺起胸膛站了起來。
無論是回顧歷史，還是觀望當下，或者是瞻望未來，我們必須牢記：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繁榮富強。堅持中國共產黨這一堅強領導核心，是中華民族的命運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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