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簡介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
和政治協商制度
一、教材分析
本課內容是必修3《政治與法治》第二單元“人民當家作主”中的第六課“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第一框的內容。本框共安排兩目的內容：
第一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教材通過相關鏈接、探究與分享等內容，介紹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的發展過程、方針，分析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證，以及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關系，闡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的意義。
第二目“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教材通過相關鏈接、探究與分享等內容，介紹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含義、定位，介紹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人員組成，分析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職能，闡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
二、教學目標
1.知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的內容、方針以及政黨之間的關系，了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含義、職能。
2.能夠結合實際闡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的意義。
3.通過對本框內容的學習，深刻領會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制度，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將長期存在和發展。
三、教學重難點
教學重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意義；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職能
教學難點：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關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職能
四、教學過程
課程導入：
觀看視頻：《中國土壤中生長出的新型政黨制度》
（上圖是視頻資源“【課程引入】中國土壤中生長出的新型政黨制度”截圖；如需使用，可下載播放。）
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尋求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
這節課，我們就結合視頻中的內容詳細介紹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發展過程、意義以及如何在我國的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
1.孕育、確立和發展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一項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在尋求民族獨立和解放、追求人民民主的偉大實踐中逐步探索形成的，是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共同選擇和創新的制度成果，經受了歷史和實踐檢驗。這一制度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孕育，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過程中確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得到發展。
具體介紹：
（1）孕育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就在抗日根據地實行“三三制”原則，結成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解放戰爭時期，為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中國共產黨又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結成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1947年下半年，國內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人民解放軍在全國各戰場從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國統區的愛國民主運動日益高漲，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方興未艾。
劉伯承、鄧小平率晉魯豫野戰軍躍進大別山
1947年，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國統區大城市相繼爆發
“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游行
河北阜平縣城南莊晉察冀軍區司令部舊址，毛澤東在此居住并修改“五一口號”。最重要的一處修改是將第五條修改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全面內戰爆發后，國民黨當局進一步打壓進步民主力量，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不得不轉入地下，或轉移到政治環境相對寬松的香港，繼續從事民主活動。到1947年底，除民主建國會和九三學社總部仍留在內地堅持斗爭外，其他民主黨派總部及其主要領導人先后轉移到了香港。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得到了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奠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基礎。
1948年5月5日， 12位民主人士聯名致電毛澤東和全國同胞，響應中共“五一口號”
各民主黨派陸續響應
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和領導下，迅速掀起了一場以香港為中心，主要由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以籌備新政協會議為核心內容，以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新中國為目的的“新政協運動”。“五一口號”發布后，邀請組織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區、籌備新政協，成為中共中央的一項重點工作。1948年5月1日，毛澤東親自致信邀請在香港的李濟深和沈鈞儒等北上；周恩來則坐鎮指揮，親擬邀請名單和相關電函，制定接待方案；位于河北平山縣李家莊的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于1948年9月更名為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中共香港分局成立五人小組，具體實施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任務。
第二批北上民主人士登陸后合影。左起：翦伯贊、馬敘倫、宦鄉、郭沫若、陳其尤、
許廣平、馮裕芳、侯外廬、許寶駒、沈志遠、連貫、曹孟君、丘哲、丹東中共領導
（2）確立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式確立。會議代表全國各族人民意志，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選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3）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確立了多黨合作的基本理論，制定和貫徹了民主黨派工作的方針政策，初步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合作的基本形式。通過最高國務會議、雙周座談會、協商座談會，以及談心活動、書面建議等有效形式，形成了多黨合作的基本格局。人民政協為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推動各項社會改革，促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雙周座談會是全國政協舉辦的時事政治座談會，從1950年4月至1966 年7月共舉辦114次。圖為雙周座談會會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副主席董必武主持，民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發言。
改革開放以后黨中央進一步明確人民政協的性質、任務、主題、職能，1989年頒發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明確提出“民主黨派是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的參政黨”。1993年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載入憲法，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確立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2005、2006年，中共中央先后頒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關于鞏固和壯大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線的意見》等三個重要文件，指導新時期多黨合作事業發展。2013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同黨外人士座談并共迎新春時，首次提出各民主黨派是同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2017年10月，把“支持民主黨派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要求更好履行職能”寫入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新型政黨制度”這一重要概念。2018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全國政協聯組討論時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
2.方針——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
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奉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是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的親密友黨。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就人民政協的共同政治基礎、中國共產黨對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領導，人民政協的性質、任務和工作方針提出一系列獨創性的重要思想，闡明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后人民政協長期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正式確定為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團結合作的基本方針。
1956年，中國共產黨提出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確立了社會主義條件下我國多黨合作的基本格局，也成為人民政協工作的一項基本方針。
圖為毛澤東等與出席民主黨派中央會議的代表在一起。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十六字方針”，作為新時期多黨合作的基本方針和處理中共同民主黨派關系的基本原則。
3.關系——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各民主黨派是參政黨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首要前提與根本保證，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領導核心地位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得到各民主黨派的一致擁護。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所形成的執政黨與參政黨的合作型關系，是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自覺自愿形成的。
可根據課堂時間選擇如下內容進行詳細介紹：
中國的民主黨派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主要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初期建立的。它們從成立的時候起，就同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關系。在抗日戰爭時期，各民主黨派以各種方式贊成、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抗日統一戰線主張，紛紛制定了聯共抗日的方針，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主張建立抗日民主聯合政府。在建國前夕，各民主黨派領導人不避重重險阻，自愿進入解放區，與中國共產黨共同籌備新政協。在新政協的代表名額分配上，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黨派單位，同民革、民盟這兩個成員比較多的黨派單位采取了相等的代表名額，體現了共產黨同民主黨派團結合作、平等待人的民主精神。會后，各民主黨派根據籌備會議確定的代表名額，慎重地選出了出席新政協會議的正式代表和候補代表。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與會代表一致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相當于新中國的臨時憲法，確認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地位，是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按照主體平等、意志自治等現代契約法基本原則所簽訂的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的政治協議或合約。民主黨派稱贊這一綱領是“人民大憲章”，表示要把綱領中的每一條文、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變成具體實行的事實。
因此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在長期革命和斗爭過程中民主黨派自覺選擇的結果，其實質是民主黨派高度認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綱領、充分肯定中國共產黨為革命作出的犧牲和貢獻以及在革命中展現出來的卓越領導能力。
從歷史發展趨勢來看，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過程中，作為民主黨派社會基礎的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在經濟上、政治上，都無法形成獨立的、強大的、足以壓倒自己敵人的政治、經濟力量，他們要擺脫三座大山的壓迫，就必須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革命階級尋求支持與合作。而中國共產黨為了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也需要積極爭取民主黨派的支持，必須在各種不同的情形下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階級和階層，組織革命的統一戰線。所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共同的科學選擇，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共同綱領》則以憲法的形式確認了這種選擇。
在政黨之間的關系上，中國共產黨對民主黨派的領導是政治領導，主要是政治方向、政治原則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領導。領導主體是黨委而不是部門、是集體而不是個人，主要方式是黨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黨員干部發揮模范帶頭作用、切實照顧同盟者利益、民主協商以及不斷加強自身建設等。
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各民主黨派是參政黨，各民主黨派具有法律賦予的參政權，包括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執行，等等。
可根據課堂時間選擇如下內容進行詳細介紹：
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整體掌握執政權，但并不因此把民主黨派排斥在政權機關之外，恰恰相反，中國共產黨歷來注重吸納黨外人士參加政權建設。民主黨派參加國家政權，參與面上廣泛覆蓋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國家機關，參與路徑上主要是中國共產黨在綜合考慮多黨合作大局和治國理政需要等因素基礎上進行政治資源配置，而在長期實踐基礎上，這種資源配置已形成了一套制度性安排，民主黨派的參政權獲得了憲法、法律及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的支持和保障。
民主黨派的參政權，不是對中國共產黨執政權的分割或分享，而是一種輔助性和從屬性權力。民主黨派的“參政”，既不是“參與執政”，更不是“聯合執政”。民主黨派成員在國家機關中擔任領導職務，不是根據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在人大中的代表數量來分配席位，而是由中國共產黨統戰部門、組織部門和政府人事部門經過考察和培養，經過同民主黨派協商，推薦適合任職條件的人選，依法任命的。在國家機關中任職的黨派成員，在思想和組織上當然同民主黨派會有聯系，本身也是多黨合作制度的體現，但他們在國家機關中的工作，不是代表黨派，而是同在國家機關任職的中國共產黨干部一樣，都是國家公職人員，必須嚴格遵守政令、法紀，依法履行職權。黨派成員當選人大代表，參與人大活動，是以個人名義、以人民代表的身份，代表的是選區利益，而不是代表黨派，在人大中也不存在議會黨團。當然，各黨派為更好發揮擔任人大代表的黨派成員的作用，一般都會通過一些機制和方式加強其與黨派組織之間的聯系。從這個意義上講，有民主黨派身份的人大代表在人大中的活動，既體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又體現了多黨合作的內容。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內容，是在社會主義法治的框架下設定和運行的。各政黨包括執政黨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
可根據課堂時間選擇習近平關于憲法的講話內容由學生進行分析討論，得出各政黨包括執政黨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
——2014年9月5日，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我們黨首先要帶頭尊崇和執行憲法，把領導人民制定和實施憲法法律同黨堅持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統一起來。
——2018年2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　
黨領導人民制定和完善憲法，就是要發揮憲法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作用。要用科學有效、系統完備的制度體系保證憲法實施，加強憲法監督，維護憲法尊嚴，把實施憲法提高到新水平。要在全黨全社會深入開展尊崇憲法、學習憲法、遵守憲法、維護憲法、運用憲法的宣傳教育活動，弘揚憲法精神，樹立憲法權威，使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
——2018年12月4日，在第五個國家憲法日之際作出重要指示
總結：憲法作為我國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是黨和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并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
4.意義
觀看視頻：《央視特約評論員楊禹解讀新型政黨制度》
（上圖是視頻資源“【知識解析】央視特約評論員楊禹解讀新型政黨制度”截圖；如需使用，可下載播放。）
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創立了一種新型的政黨關系與政黨制度形式，在當今世界獨具特色。習近平總書記就堅持和完善我國政黨制度發表一系列重要論述，作出“新型政黨制度”的重大政治論斷和理論概括，為新時代多黨合作事業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既親密合作又互相監督，而不是互相反對。中國共產黨依法執政，各民主黨派依法參政，而不是輪流執政。這一制度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相適應，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有利于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有利于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顯著的優越性。
（1）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
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能夠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馬克思主義認為，政黨是階級的組織，代表一定階級的利益。西方的政黨制度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無論是兩黨制還是多黨制，哪個政黨上臺執政都不可能代表全體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的初心和使命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反映和代表各自所聯系群眾的具體利益和要求。中國共產黨在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合作中，始終堅持照顧同盟者的具體利益，通過暢通利益表達渠道、廣泛凝聚共識，通過制定方針政策、法律法規和相應措施，保障他們及所聯系群眾的權益，能夠最大限度滿足社會各方面利益訴求。
（2）有利于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具有堅實的政治基礎、思想基礎和情感基礎。特別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提出，極大激發了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的動力。
近年來，各民主黨派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中積極貢獻智慧和力量。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牢牢把握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的部署要求，聚焦推動高質量發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等重大問題，深入一線考察調研，提出意見和建議，為中共中央科學決策、有效施策提供了重要依據。
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的統一安排，民革中央、民盟中央、民建中央、民進中央、農工黨中央、致公黨中央、九三學社中央、臺盟中央分別承擔貴州納雍縣、河北廣宗縣、河北豐寧縣、貴州安龍縣、貴州大方縣、重慶酉陽縣、四川旺蒼縣、貴州赫章縣等8個縣的定點扶貧任務。2018年，民革中央領導同志5次帶隊赴貴州納雍縣調研考察，研究制定幫扶計劃，推動教育援建、電商扶貧、鄉村旅游等項目落地。民建中央以中華思源工程扶貧基金會為依托，利用中國電商扶貧聯盟平臺，協助定點扶貧縣打造優質農特產品品牌。民進中央以“同心·彩虹行動”為主要載體開展教育幫扶，啟動實施安龍縣骨干教師培養行動計劃。農工黨中央多年來一直在大方縣積極開展醫療衛生幫扶工作；協調有關單位投入資金，配備醫療設備、藥物，統籌整合資源健全服務體系，實施“同心助醫工程”籌集資金、招聘特崗醫生，極大地改變了大方縣群眾的就醫難題，初步實現小病不出村、常見病不出鄉、大病不出縣。
在民革中央持續27年的幫扶支持下，貴州納雍縣煥然一新
總結：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長期穩定領導，積極發揮多黨合作的作用。通過70年 來的長期穩定執政，中國共產黨具備高度的社會整合能力，帶領中國人民通過制定和實施五年計劃（規劃）成功解決了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解決的一個又一個重大戰略問題，體現出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越是接近目標，越是形勢復雜，越是任務艱巨，越要從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一道前進、一道經受考驗的成功實踐中，深刻認識并繼續發揮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優勢。
（3）有利于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
在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下，各民主黨派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積極協調和處理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和海內外同胞關系，充分調動積極因素，有效化解消極因素，為促進改革開放和社會和諧作出重要貢獻。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可以不斷擴大統一戰線各界人士有序的政治參與，推動民主黨派、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加強自身建設，堅決抵御西方多黨制、議會制的滲透。通過堅持完善和落實民族宗教政策，妥善處理涉及民族、宗教因素的突發事件，引導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愛國、敬業、誠信、守法、貢獻，加強與港澳同胞、臺灣同胞和海外僑胞的聯系交流，促進社會各方面成員和睦相處、和衷共濟。
如：臺盟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圍繞助推臺灣同胞融合融入祖國大陸發展、增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重點工作，將“大江論壇——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精英論壇”、中華文化研習營、臺灣青年企業家國情區情培訓班等臺盟中央對臺交流品牌活動整合，形成了“兩岸同心大中國”系列工作平臺，以此為抓手，上下聯動，橫向聯合，開展了一系列富有“臺”字特色的交流活動和臺情研究調研活動。
民革以推動祖國統一大業、促進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作為重點工作，組織了一系列的兩岸青年的交流項目和赴臺參訪活動。邀請臺灣的政黨和社團到大陸參訪300多次，積極擴大兩岸社會各界經濟文化的交流合作，增進共同的國家、民族和文化認同。
總結：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和實踐，愈發呈現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獨特優勢，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生動實踐中日益彰顯。
（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1.是什么
（1）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
觀看視頻：《70年輝煌：人民政協走過的歲月》
（上圖是視頻資源“【思政廣角】70年輝煌：人民政協走過的歲月”截圖；如需使用，可下載播放。）
總結：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由中國共產黨、8個民主黨派，以及無黨派民主人士、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和各界代表，臺灣同胞、香港同胞、澳門同胞和歸國僑胞的代表以及特別邀請的人士組成，對于推動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維護國家穩定統一起到了重要作用。
可以選用如下文字和圖片材料作進一步說明：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軍勝利渡江，江南各大城市相繼獲得解放。此時，無論從政治上和軍事上，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時機都很成熟了，需要也更加迫切了。經各方協商，新政協等備會于6月15日在北平正式成立。參加新政協籌備會的共有23個單位，134人。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進行了5天。會議一致通過了《新政協籌備會組織條例》，并根據這個條例選出21人組成常務委員會，負責辦理經常工作。常務委員會推選毛澤東為主任，周恩來、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為副主任，李維漢為秘書長。下設6個小組，分別進行下列各項工作：一、擬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二、起草新政協組織條例；三、起草共同綱領；四、擬定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方案；五、起草宣言；六、擬定國旗、國徽及國歌方案。
商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代表名額和名單是一件繁重的工作。這項工作由第一小組負責，由李維漢任組長，章伯鈞任副組長。它必須有廣泛的代表性，足以體現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一切愛國民主力量的大團結；它既要體現無產階級的領導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又不應機械地按人口比例來分配名額，要充分照顧各個方面；同時要慎重掌握敵我界限，防止國民黨反動政府系統下的一切反動黨派和反動分子混入，以保持新政協政治陣容的嚴肅性。經過3個多月的努力，終于確定了單位和代表，共分5類：黨派代表、區域代表、軍隊代表、團體代表、特邀代表。前四類共45個單位，正式代表510人，候補代表77人。第五類特邀代表75人。正式代表和候補代表總數662人。在662名代表中，共產黨員約占44％，工、農和各界的無黨派代表約占26％，各民主黨派的成員則約占30％。民主黨派名額的比重是很大的，他們也是滿意的。在黨外人士中，進步人士約占1/3，共產黨員加黨外進步人士約達總數的2/3。這樣，既保證了進步力量的優勢，同時又廣泛地團結了中間人士。
1949年6月15日-19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開
圖為新政協籌備會會場外景
毛澤東在新政協籌備會上致辭：“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滌蕩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立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
新政協既包含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和宗教界等方面的代表，充分反映了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和一切愛國民主力量的大團結；同時又包含了近百年來我國民族民主革命各個歷史時期為人民事業作出過貢獻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從辛亥革命、北伐戰爭、五四運動、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各個革命時期的代表性人物都吸收了，乃至前清末期和北洋時期較有聲望以及后來同情革命，并為人民做過好事的人物，都加以物色，推選為政協代表。
為了廣泛羅致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單位中專列特別邀請人士一類。這一單位中，有在中國革命進程中始終站在正義一邊的堅強戰士宋慶齡；有戊戌變法領導人之一梁啟超之子梁思成；有前清翰林張元濟；有海軍耆宿薩鎮冰；有老同盟會員張難先；有在北洋時期任過教育總長、司法總長的章士釗、江庸；有曾經是南京政府的和談代表張治中、邵力子等；有國民黨的起義將領傅作義、程潛等；有老解放區的民主人士陳瑾昆、安文欽等；有文教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陸志韋等；有藝術界知名人士周信芳、梅蘭芳、袁雪芬等；有少數民族的知名人士賽福鼎、阿里木江等；還有工農方面的勞動模范、英雄人物劉英源、閻存林、戎冠秀等。并特請在國內外有重大影響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為特邀單位的首席代表。
對于當時尚未解放的地區，也邀請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參加，并決定在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中給這些地區留出1/10的名額，使這些地區解放后可以派代表參加。
這都表明，黨中央的考慮十分周到，充分肯定了我國近百年來民族民主革命各個歷史階段和各方面人士的積極作用，盡可能地擴大和鞏固統一戰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共同建設新中國。

抗戰勝利后，宋慶齡一直生活在上海。1949年1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聯名致電宋慶齡，邀請她北上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2月20日，宋慶齡復函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表示感謝。6月25日，鄧穎超攜帶毛澤東、周恩來的兩封親筆信到達上海，登門拜會宋慶齡，邀請她前往北平。
8月26日，宋慶齡在鄧穎超陪同下離開上海，8月28日下午抵達北平。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李濟深、沈鈞儒、何香凝、郭沫若、柳亞子等前往車站迎接。
1949 年9 月21 日下午7 時，毛澤東宣布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并致開幕詞。他莊嚴宣告：“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召開，標志著100多年來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運動取得了歷史性的偉大勝利，標志著愛國統一戰線和全國人民大團結在組織上的完全形成，標志著中國的新型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確立
在一屆政協全體會上，選舉產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成人員。1949年10 月1 日下午3 時，首都30 萬軍民齊集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毛澤東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澤東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2）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
觀看視頻：《全國人大與全國政協的區別》，思考問題：每年3月的全國政協會議為什么比全國人大會議提前1-2天召開？
（上圖是視頻資源“【知識解析】全國人大與全國政協的區別”截圖；如需使用，可下載播放。）
總結：一般而言，政協會議比人大會議提前一至兩天召開，這主要是為了保證政協履行其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人大在做決策之前，要把決策先提交給人民以及各界代表，在政協里面進行充分協商、討論，人民政協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
（3）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
學生探究：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協行使民主權利的區別
總結：在1954年召開人民代表大會以后，毛澤東和黨中央決定在人民政協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使命完成后，繼續保留人民政協。1954年12月，毛澤東在論述人民政協為什么在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后還要存在的必要性時，曾經說過：“人大的代表性當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協仍有存在的必要。”他的主張是，選上人民代表的可以到人民代表大會中去行使民主權利，沒有當人民代表的可以在人民政協行使民主權利。而人民政協作為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實行的是協商民主。這樣就在中國形成了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兩種民主形式。應該說，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了不起的政治杰作。這樣，就形成了今天人們常說的“兩會”。
2006年3月，中共中央頒布《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這是新中國成立56年來第一個由中共中央發出的關于政協工作的意見，更是第一次把我國社會主義兩種民主形式寫進中央文件：“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 2007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明確指出：“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相結合，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一大特點。” 十九大報告指出：“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諦。協商民主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
2.組成
分析討論如下材料：
材料1：解放前夕，中國共產黨邀請眾多民主人士、起義將領參加新政協，有些黨員對此頗有微詞，說“共產黨打天下，民主人士坐天下”。有些共產黨員和一部分民主人士對邀請國民黨軍隊起義將領參加新政協有一定的抵觸情緒，思想上一時難以接受，說出“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這樣的話。毛澤東說：這些必須合作，必須住北京飯店，必須敲鑼打鼓歡迎，因為這樣對中國人民有利。有些代表性人物，我們不能代表。人民政協會一定要有各方面人物，不然就是開黨代表會議了。必須學會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共同生活，共同工作，他們中的許多人，經過長期工作，是可能進步的。
材料2：1954年12月，全國政協二屆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到會委員559名，比第一屆多了近兩倍，有人批評說“政協名單里什么人都有”。周恩來同志對此回應：“我覺得好處就在這里。政協不是一盆清水，如果是一盆清水就沒有意思了。”
材料3：政協第八屆全國委員會的委員構成，實現了中國各民族代表人士大團圓，全國56 個民族都有自己的代表人士擔任全國政協委員。
材料:4：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對人選建議名單進行了認真審議，協商決定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2158名。其中，中共委員859名，占39.8%，非中共委員1299名，占60.2%。56個民族都有人選進入全國政協。平均年齡55.9歲。大學以上學歷1971名，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共105名。他們分屬于政協的34個界別，代表了更為廣泛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這種構成決定了他們觀察、思考和判斷問題有不同的維度。政協委員的構成中，知識分子多，專家學者多，他們作出的結論、發出的聲音往往“別有新宇開生面”。
總結：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澳門特別行政區同胞、臺灣同胞和歸國僑胞的代表以及特別邀請的人士組成。中國正處在承前啟后的重要節點，國際社會風云變幻，世界希望寄于中國。國內改革開放任務更為艱巨。這樣的背景下，一系列關乎國家民族利益的重要政策，更需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來自政協委員的“不同渠道的聲音”，更有助于凝心聚力，匯聚眾智，更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3.職能
（1）政治協商
觀看視頻：《“中國式商量”:貢獻看得見》
（上圖是視頻資源“【思政廣角】‘中國式商量’：貢獻看得見”截圖；如需使用，可下載播放。）
總結：政治協商是對國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針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在決策之前進行協商和就決策執行過程中的重要問題進行協商。政黨協商成為常態化的制度安排。黨的十八大至2019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或委托有關部門召開民主協商會、座談會、情況通報會共146次，其中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27次，就黨和國家重大問題同黨外人士真誠協商、聽取意見。各民主黨派緊扣黨和國家中心工作，聚焦“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推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創新驅動引領高質量發展”“優化營商環境激發微觀主體活力”等重大問題深入調研、建言獻策。從黨的十八大到2019年6月，各民主黨派中央向中共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報送書面意見建議共647件，其中527件得到中央領導同志重要批示，為中共科學決策、民主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
（2）民主監督
分析材料，總結民主監督的含義和意義：
材料1：1941年，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提到“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是真心實意想把國事辦好的。但是我們的毛病還很多。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毛病，我們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們要加強黨內教育來清除這些毛病，我們還要經過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來清除這些毛病。這樣的內外夾攻，才能把我們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國事真正辦好起來。”
材料2：1945年7月1日，為了推動國共談判，黃炎培與冷遹等6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之邀，以個人名義飛赴延安開始訪問。在延安期間，黃炎培親眼目睹了中國共產黨的施政政策和解放區的成就，接觸和認識了大部分中共中央領導人和高級將領，與毛澤東等人進行了3次共10多個小時的會談。其中，最為重要的一次談話是在7月4日下午，在毛澤東所住的窯洞里，他與毛澤東彼此推心置腹，談古論今，留下了一段關于“歷史周期率”的著名對話，人稱“窯洞對”。唯有民主和監督，才能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問題。
1945年7月1日，毛澤東等到延安機場迎接來訪的6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前排右起：毛澤東、黃炎培、褚輔成、章伯鈞、冷遹 、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來、王若飛
毛澤東和黃炎培在延安機場
材料3：2016年，受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黨派中央分別對口廣西、云南、貴州、四川、甘肅、陜西、河南、湖南等8個全國貧困人口多、貧困發生率高的中西部省區，開展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工作。3年多來，各民主黨派中央深入8省區1200余個鄉村，開展座談、協商、溝通近400余場次，涉及近240多個縣，提出意見建議近1500條，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果。
總結：民主監督作為“自下而上”的非權力性監督，主要是對國家憲法、法律和法規的實施，重大方針政策、重大改革舉措、重要決策部暑的貫徹執行情況，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解決落實情況，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工作等，通過提出意見、批評、建議的方式進行的協商式監督。在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過程中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互相幫助、共同進步，特別是發揮包括民主黨派在內的黨外人士的民主監督作用，改善共產黨的領導，促進共產黨自身建設，是中國共產黨由來已久的思想。民主黨派由各界知識分子和有一定影響的代表性人士組成，其監督一般具有較廣泛的代表性；民主黨派作為政治聯盟，具有自身獨特的視角，能夠對共產黨提出一種單靠黨員不容易提供的監督。民主黨派的民主監督具有層次高、范圍廣泛、形式靈活的特點，它與共產黨的黨內監督、法律監督、行政監督、輿論監督相輔相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明確提出“各級黨組織應當支持民主黨派履行監督職能，重視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提出的意見、批評、建議，完善知情、溝通、反饋、落實等機制。”
（3）參政議政
分析材料，總結參政議政的含義和意義：
材料1：2018年3月6日，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領導人記者會上，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介紹說：五年來，民革聚焦“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一些重大問題，主要在三個方面發揮我們的傳統優勢：一是社會和法制；二是“三農”；三是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圍繞這三個方面五年來進行了214次重大的調研和考察，通過“直通車”的方式直接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報送調研報告78篇，得到黨和國家領導同志的重要批示187次，很多建議都轉化成了國家政策和法律。五年來，通過全國政協這個平臺以民革中央的名義向全國政協提交了42篇大會發言和210篇集體提案，參與承辦了5場雙周協商座談會，有45名民革黨員當中的全國政協委員受邀參加了40場雙周協商座談會，他們的發言可以說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材料2：2019年7月29日，習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就當前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表的意見和建議。座談會上，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禮、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進中央主席蔡達峰、農工黨中央主席陳竺、致公黨中央主席萬鋼、九三學社中央主席武維華、臺盟中央主席蘇輝、全國工商聯主席高云龍、無黨派人士代表李稻葵先后發言。他們贊同中共中央對當前我國經濟形勢的分析和下半年經濟工作的考慮，并就促進經濟總體平穩發展、做好系統性科技戰略布局、完善技術市場、推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推動健康產業高質量發展、提高行政效能規范服務市場、做好民營企業重大風險防范化解工作、發揮科技型民企的創新引領作用、保護走出去企業合法權益、深化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建立扶貧長效機制、推動“一帶一路”創新合作與民心相通等提出意見和建議。
總結：參政議政是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和生態環境等方面的重要問題以及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進行協商討論，通過調研報告、提案、建議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機關提出意見和建議。參政議政是民主黨派的生命線，是價值所在。
課后活動：
觀看專題片《西柏坡來電》，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產生，思考新型政黨制度的意義。
第32集：五一口號——登高一呼齊響應
第33集：潮起香江——李濟深毅然北上
第34集：群賢畢至——鴻儒齊聚李家莊
第35集：情動浦江——宋慶齡命駕北上
課程小結：

展開更多......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