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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香桐——神經生理學泰斗
人生歷程由機遇決定
誕生于1907年的神經生理學泰斗——張香桐院士走過了坎坷的百年科學之路。他常說：“人生的歷程往往由機遇決定，不由自己的意志去安排，猶如深秋落葉隨風飄蕩，不知所終。”
1907年11月27日，張香桐生于華北一個凋敝的農村，直到14歲還不能進入正規小學讀書。當時他連做夢也沒想到，由于命運的安排，自己不僅能受到大學教育，并且還有機會出國留學。這個神話般的故事需從20世紀30年代說起。
1999年春節，張香桐院士在寓所向來賓展示其書法作品
1933年，張香桐從北京大學畢業后，當上汪敬熙教授的助教。汪先生給張香桐指出了通往科學世界的道路。通過不懈努力，聰慧的張香桐學會了如何設計實驗、如何進行研究、如何寫科學論文……以后，又隨汪先生來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在趙翰芬技師帶領下掌握了組織切片染色技術，因而獲得了對于腦結構進行深入研究的手段，為腦科學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但是，好景不長，“七七事變”后，日本侵略者相繼占領了上海、蘇州，進逼南京。研究所大部分成員都驚慌而逃，以尋求安全。張香桐因無家室之累，和另一位年輕實驗助理員朱亮威自告奮勇，留下來擔負起將所內的圖書、儀器運到內地的重任。1937年8月的一個傍晚，他們剛裝完箱，研究所的一角就被日軍炸彈擊中垮塌，張香桐從劇烈震蕩中恢復意識之后，發現自己已被埋葬于碎磚亂瓦之中，卻奇跡般地生還且并未受傷。從此，張香桐開始了戰亂中顛沛流離的生活。他歷盡艱險把研究所的圖書、儀器向大西南遷移。
眼見餓殍遍野、民不聊生，國民黨軍隊卻熱衷于打內戰之實況，一種屈辱、絕望與憤怒的感情吞噬著張香桐的內心。正義和激情驅使張香桐毅然卷起行李，買了一張從桂林北上的長途汽車票，打算投奔延安，北上抗日。經過十多天顛簸，總算到達貴陽，但剛住進小客棧，他的錢包和行李就被盜走了，連客棧的房錢也付不起。嚴酷的現實將張香桐的幼稚和莽撞擊得粉碎。張香桐沮喪地在貴陽街頭躑躅，疲倦、饑餓向他襲來。正在惶恐之中，卻巧遇到時任貴陽教育局局長的一位中學與大學同窗。不久，那位同窗便給他安排了安順陸軍軍醫學校教書的位置。
強烈的求知欲，驅使張香桐在教書的同時經常去貴陽紅十字會圖書館閱覽，無意中讀到了約翰·福爾頓的《神經系統生理學》，并為其學識所傾倒。當時不知天高地厚的他，居然給這位神經生理學大師寫了一封信，表達了去他的實驗室學習的欲望。誰知3個月后，張香桐出乎意料地收到了大師的電報和回信：如果能自籌路費到達美國，將提供給他一份獎學金。
連連獲得如此機遇，真乃人生之大幸。張香桐明白：這是天賜良機，稍縱即逝啊！有準備的張香桐緊緊抓住了這個機遇，迅捷賣掉他僅有的衣物，包括珍藏多年的一部Schaff’s Textbook of Physiology。用半年多時間才辦妥手續后，終于踏上了留學之路。
1943年3月24日，張香桐抵達美國耶魯大學，從此踏上了一段漫長的、尋求神經生理知識的人生之旅。
以一人之痛，能使天下人無痛
針灸起源于中國，如何將這種傳統醫學技術納入現代醫學，是神經生理科學家的責任。多少年來，正確揭示針刺鎮痛現象的機理一直是對神經生理學家的一個挑戰。
為了獲得針刺麻醉的第一手資料，以真切了解針刺鎮痛的生理機制，1965年5月，當時已年近六旬的神經生理學家張香桐果斷地向上海市衛生主管部門申請，要求在自己身體上進行一次不用任何麻醉藥物、只靠針刺來鎮痛的左側肺切除的模擬手術。申請被批準后，張香桐實實在在真切地體驗了一次針刺鎮痛模擬手術的全過程。
那天張香桐身上足足扎了60多根銀針。模擬手術后很長一段時間，被針刺過的上、下肢仍不能自由活動，左手幾乎完全喪失了運動功能，甚至連打領帶、扣扣子都不行。張香桐的老保姆在一旁憐憫地說：“我不明白你為什么去自討這份兒苦吃？”張香桐卻不以為然地笑道：“以一人之痛，可能使天下人無痛，不是很好么？”通過實踐與體驗，張香桐真切地認識到針刺鎮痛是兩種不同感覺傳入中樞神經系統的相互作用的結果。
張香桐研究團隊所取得的揭示針刺鎮痛機理的科研成果，引起世界廣泛關注，在美國興起了針灸熱，日本、瑞典等國也紛紛邀請他們去作報告。張香桐本人則相繼被聘為巴拿馬麻醉學會名譽會員、比利時皇家醫學院外籍院士、國際痛研究協會榮譽會員等。該項科研成果也于1978年、1980年分別榮獲全國科技大會成果獎、中科院科技成果獎一等獎及1980年度茨列休爾德獎。
茨列休爾德獎的授獎典禮于1980年7月15日在美國波士頓舉行。那天，張香桐榮幸地見到了他的師母。自1956年學成歸國后，張香桐跟恩師——福爾頓教授失去了聯系，福爾頓不幸于1960年逝世。張香桐耿耿于懷的是，一旦有機會重返美國，定要去答謝恩師。那天，由福爾頓的侄女——耶魯大學海洋學教授莎麗·惠特蘭博士開車從紐海文護送師母到授獎會場。張香桐與師母久別重逢，悲喜交集。80多歲高齡的師母為張香桐的科研工作又能榮獲國際學術界承認表示祝賀，并風趣地說：“我非常高興，能看到你的帽子上又多插了一根雞毛！”（印第安人凡對自己部落作出貢獻，酋長會在其帽子上插一根雞毛，以示表彰。）
更值得一提的是，張香桐科研團隊的針刺鎮痛科研成果還得到了李約瑟博士的認可，在他與魯桂珍博士共同撰寫的《天針——針灸歷史與理論》付梓之前，執意要張香桐作中文題詞，刊于卷首。張香桐卻以“佛頭置糞，未敢造次”予以婉辭，但李約瑟執意索詞，張香桐只好從命。這就是當代著名科學史家對張香桐科研團隊研究成果的充分肯定與贊許，令張香桐感到無限欣慰。提及此事，張香桐興奮地說：“天下沒有任何事比自己的工作被同行專家所引述并加以贊許，更令人感到高興了！”
惜時與勤奮
回顧百年人生旅程，張香桐最大的安慰是不曾浪費過一天時間，即使在艱險的戰亂中，也不曾中止過科研。
在抗日戰爭期間向大后方轉移的日子里，張香桐總隨身攜帶一架顯微鏡和切片標本，一有空閑就觀察和研究。凡從事神經解剖學研究的人都深有體會，那是一門極其枯燥乏味的課程，要背出數以千計的以拉丁文命名的專門術語，熟記它們的結構位置、大小和功能。青年張香桐在漂泊不定的環境中，不僅全記住了，更構筑了一幅立體圖景。在躲避敵機空襲的山洞里，他曾觀察到大量白晝潛伏、晚間出洞覓食的蝙蝠，經仔細研究，寫出了《斜方體的比較研究》論文，提出了蝙蝠這種極端靈敏的聽覺定位能力及控制飛行的機能，都跟其斜方體的解剖學特點有關，這項研究對現代航空雷達技術頗有啟迪。
而張香桐關于刺猬腦干細胞核團的專著則是在抗日時期廣西柳江上游的一座江心小島上完成的。那時，作為研究所的圖書、儀器守衛者，張香桐獨自住在一座破廟里。他擺開了腦切片和顯微鏡仔細觀察，結合西洋寫生技巧和中國工筆和水墨畫藝術手法，精心繪制了40多幅有關刺猬腦干的細胞圖。這些做法，看似傻乎乎的，卻真正鑄就了張香桐過硬的科研功力。因此，日后他多次深有感觸地對青年朋友們說：“你們的主要任務是學習，不必過早、過高地要求自己在科學上一鳴驚人，應盡可能抓緊點滴時間，多學些基本知識，掌握一些專門技術，為將來順利開展科研打下一個較為堅實的基礎。”
1987年，張香桐應邀參加美國衛生研究院建院100周年紀念活動。會后他到威斯康星訪友，不料途中發生車禍，左腿及胸部4根肋骨骨折。在孫女家臥床療養期間，可算是張香桐一生最清閑的日子。一天，外國朋友來看張香桐，看到墻上掛著的他書贈孫女的《朱子家訓》詞，請他解釋詞義。那天，正巧時任上海市政府領導的陳至立率團出訪美國，獲悉張香桐臥病在床也來慰問。聽著張香桐用英語娓娓道來的《朱子家訓》，便希望張香桐康復后把《朱子家訓》英譯出來，向世界傳播中華民族的人文理念。對惜時如金的張香桐來說，出于對民族文化精粹的崇敬，何不趁臥床之機，做些中外文化交流工作？張香桐推敲再三，在保留原詞文化內涵的前提下，盡可能體現“洋詩”的韻味，竟在臥床療養期間譯出了《朱子家訓》。譯文得到上海市有關領導首肯，被印成精美的小冊子作為饋贈外國友人的中國文化珍品。事后，張香桐風趣地問道：“我這個‘不務正業’之舉，是不圖安逸抑或惜時如金？”
進入耄耋之年后的張香桐理應頤享天倫之樂，然而他老驥伏櫪，依然不辭辛勞，充滿青春之銳氣。只要身體沒有不適，幾乎天天早晨按時出現在上海生命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的辦公室。讀論文、會友人，或寫出訪隨筆，或寫科普文稿，或編往事回想……忙得不亦樂乎，生活得有滋有味。百歲老人的心中仍充滿生命之歡樂，事業之誘惑；他有詩人般的激情，有童稚般的純真。
張香桐雖然肌膚衰老，但對科學事業的執著與熱情依然不減當年。因為他明白：歲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膚；熱忱拋卻，頹唐必致靈魂。憂煩、惶恐、喪失自信，定使心靈扭曲，意氣如灰。生命又是如此短促，“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必須爭分奪秒！”這是令張香桐充溢勇銳之氣的源泉。
青春對于張香桐是永存的，因為他有“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熾熱的情感”。
2005年12月6日，當筆者將上海科普作家協會首批榮譽會員證書送至99歲高齡的張香桐手中時，他興奮地在簽收本上揮就了“科普萬歲”四個遒勁的大字。
多么耐人尋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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