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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森科與前蘇聯生物學家
科學是一種生活方式，它只在人們具有信仰自由的時候才能繁榮起來。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從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這種假信仰而建立起來的社會必然會由于癱瘓而導致滅亡，因為在這樣的社會里，科學沒有健康生長的基礎。 ——維納《人有人的用處》 　
當科學家與社會的結合越來越緊密之后，科學家的行為無不受到社會各方面的影響、制約或者干擾，評價一個科學家或者科學共同體的行為就必然要考慮特定的歷史條件、政治背景、文化意識、國際形勢與國家戰略等。蘇聯的李森科(1898～1976)事件給我們討論科學家與社會的關系特別是與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關系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案例。 　
1、蘇聯建國后一段時期內的社會思潮與科學思潮
社會思潮是指社會上某種思想的流行，某種理論的傳播，某種心理的共鳴，它集中地反映了人們的愿望、要求和思想傾向，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一種社會意識。不同的社會思潮或者推動著社會的進步，或者阻礙著歷史的發展；或者喧囂了一番后便銷聲匿跡，或者進入人們心靈深處，長期支配著人們的思想走向。 相應地，科學思潮則是指在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產生的關于科學思想、科學理論的認同與批判的社會意識，是社會思潮在科學認識論上的反映。科學的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構成了蘇聯很長一段時間內的科學思潮的主要特征。 蘇聯建國后，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但是在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在很多情況下馬克思主義被用作束縛人的思想的繩索，其社會功能在蘇聯發生了錯位。斯大林領導下的社會制度的典型特點是“高度集中”與“個人迷信”。
“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要求一切科學技術活動于國家的經濟計劃密切配合，一切服從國家的統一調度和安排。“個人迷信”使得蘇聯的高級領導人能夠憑借行政權力，用教條主義取代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用實用主義壟斷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凡是不符合領導人意愿的，或者不贊成領導人的解釋的，就被作為“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橫加批判和摧殘。不管是對待黨內在政策方針上的不同意見者，對待思想觀念上的分歧者；還是對待學術上的不同看法，甚至是自然科學方面的不同學派，政府都采取了粗暴的干預態度。蘇聯的科學也就是這樣在領導者強勢的政治力量和壟斷的意識形態的導引下曲折前進。 蘇聯科學從1928年就開始受到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干擾，一些自然科學的觀點和科學家紛紛被扣上“唯心主義”、“資產階級”、“反馬克思主義”、“形而上學”的帽子。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世界形成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西方和東方兩大陣營，雙方開始進入了以軍事對峙又力求避免直接的軍事沖突的冷戰時期，而意識形態的斗爭則上升為對抗的主要形式。凡是西方的統統被東方冠以“帝國主義的”、“反動的”，凡是東方的則被西方冠以“共產主義暴政”。戰前那種意識形態對科學的干預在蘇聯變得更加厲害。 在蘇聯先后受到批判的科學觀點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孟德爾的遺傳學和摩爾根的基因說、鮑林的共振理論、玻爾等人的量子理論、維納的控制論、弗里德曼(1888～1925)和伽莫夫(1904～1968)的宇宙學等等；先后受到批判或者迫害致死的著名科學家包括生理學家巴甫洛夫、物理學家約飛、火箭設計師科洛廖夫(1907～1966)、物理學家朗道、生物學家瓦維洛夫(1887～1943)，等等。 而受意識形態干擾最嚴重的是遺傳學，以1935年瓦維洛夫被撤職為開端，以生物學界出現“三面紅旗”(李森科、勒柏辛斯卡婭和波什楊)形成高峰，以李森科的紅極一時為典型，以1964年赫魯曉夫下臺為終結，形成了20世紀科學在蘇聯一段長達30年的厄運時期。 　
2、 李森科的發跡與衰落 李森科1898年9月29日生于烏克蘭的一個農民家庭，他曾讀過兩個園藝學校，1925年畢業于基輔農學院，隨后受聘到育種站工作。他的父親老李森科把在雪地里過冬的烏克蘭冬小麥種子，在春天播種，結果獲得了好收成。李森科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他的所謂“春化作用”的概念。 李森科的一個合作伙伴是潑萊任，他在1930年以前曾經是摩爾根學派的信徒，后來看到政治風向不對，政治權威對他所信從的學術思想不予肯定，就轉向否定摩爾根學派。
在當時的烏克蘭，因霜凍而造成過冬作物的大幅度減產，也因其他復雜的人為因素而造成嚴重缺糧。正當前蘇聯共產黨和政府為此感到憂慮時，李森科提出的“春化作用”似乎給戰勝大災和解決缺糧問題提供了一個解決辦法。烏克蘭農業部和蘇聯農業部，立即決定在敖德薩植物育種遺傳研究所創立專門研究春化作用的機構，由李森科負責。 1931年8月3日，蘇聯政府要求瓦維洛夫在四年內用溫室育成為不同地區所需要的谷物品種。要在3、4年內獲得兼有高產、均勻、不倒伏、抗寒、抗旱、抗病蟲害、烘烤性能好等優良性狀的小麥品種，瓦維洛夫本著科學家應有的實事求是態度，對這樣不切實際的要求提出了質疑，而李森科卻接下了這個任務。
1935年，蘇聯召開第二次全蘇集體農民突擊隊員代表大會，斯大林也出席了這次大會。李森科在會上的講話中，極力迎合政治領袖的思想，把“春化”問題與當時的階級斗爭形勢聯系起來。 1935年，當敖德薩植物育種遺傳研究所并入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時，李森科當上了這個研究所的所長，并被選為該院的院土。1935～1936年期間，李森科和潑萊任大體上已確立了他們的遺傳學新概念，并用以否定染色體理論。他們利用自己主編的《春化》雜志對遺傳學上的不同學術觀點發動了猛烈攻擊。 李森科于1938年補缺為院長，一年后榮任蘇聯科學院院士。李森科不斷地試圖讓瓦維洛夫辭去所長職務，甚至操縱一部分人以黨組織的名義做出撤消瓦維洛夫職務的決議。李森科精心組織了對瓦維洛夫的圍攻，把開展遺傳學問題的爭論看作是一場政治斗爭，直至宣布瓦維洛夫是“資產階級偽科學家”、“科學上的反動派”。
李森科還發明了所謂的橡膠草的叢播法。李森科認為，在自然界中，生物每個個體的生活都完全服從自己物種的利益，任何植物和動物都具有基于自然選擇而形成的一種本能，即繁殖與其相同的后代的能力，這個方法后來在前蘇聯的造林實踐中被強行推廣。 戰后的生物學，特別是遺傳學在各國得到了異常迅速的發展。前蘇聯生物學由于長期處于李森科的壟斷干擾之下，明顯地落后了。隨著時間的推移，李森科“發明”的一個個理論破滅了，但此時蘇聯又展開了反對“屈從西方”政治和思想傾向的斗爭，李森科巧妙地利用了這種政治形勢來擺脫自己的困境。
全蘇農業科學院的首任院士有51名，自1935年以后的12年中大量減員，但一直沒有進行選舉，臨到1947年時院士只剩17名，因此需要補選。1947年初開始了預選活動，并決定于10月份進行正式選舉。但根據預選評議的情況看，李森科的幫派獲勝的希望不大，比如潑萊任的候選人資格就遭到了否決。但李森科暗中圈定了一個名單送給了最高領導，1948年7月28日公布了部長會議任命35名新院士的法令。
1948年7月31日，全蘇農業科學院大會召開，會議的中心內容是李森科做《論生物科學現狀》的報告。報告的草稿事前得到前蘇共中央政治局和斯大林個人的批準，斯大林還親自修改了講話稿。在報告中，李森科突出強調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世界在生物學上的兩種意識形態的斗爭，宣布孟德爾一摩爾根主義是煩瑣哲學，“遺傳物質”學說是不可知論，米丘林學說是科學的生物學基礎。會議結束前，有幾位所謂“摩爾根主義”的科學家被迫認錯，其中有人宣布，因為自己是共產黨員，所以放棄原有觀點。 李森科的報告很快在全國各大報紙發表，隨后在全蘇范圍掀起了對遺傳學的猛烈攻勢，前蘇聯科學院主席團擴大會議做出決議，撤消細胞遺傳學等有關實驗室，因為它們是摩爾根主義的“溫床”；高教部部長號召全國大學要迅速、徹底地消滅反動的摩爾根主義和它的媒介物；醫學科學院也大步緊跟；某些政府部門還發布了許多帶有威脅性的命令，如關閉實驗室、開除工作人員、銷毀教科書和專業文獻、消滅果蠅等等。 1952年12月，由蘇哈喬夫編輯的《植物學雜志》發表了兩篇批評李森科的文章，兩位作者原先都是李森科的熱情支持者。這兩位作者認為，李森科關于物種形成的理論是從達爾文主義和米丘林學說向后倒退了。雖然文章不過是對李森科作了很有限的批評，但比文章本身更重要的是：終于可以讓不同意見發表了，科學界以巨大的熱情支持這個新開端。許多人揮筆參戰，幾十篇文章涌向《植物學雜志》編輯部，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對李森科進行初步揭露之后，在1955年末就有300多位科學家在一份請愿書上簽名，請求免去李森科的全蘇農業科學院院長的職務，這個請求被接受了，李森科的勢力開始受到削弱。
1958年12月，由于赫魯曉夫的支持，李森科在生物學和農業研究部門以及在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方面重新在組織上鞏固了統治地位，他專橫跋扈的學閥作風愈演愈烈，以至于從1959年到1962年期間的所有出版物，沒刊登過任何一篇批評李森科的文章，這使前蘇聯的遺傳學研究工作又受到了一次嚴重的政治沖擊。 1963年發表了一篇長文，題為《農作物遺傳性走向變異的理論》，在《真理報》和《消息報》上同時刊登。他依然表示了對孟德爾-摩爾根的憤慨，再一次否認遺傳物質的存在和DNA的作用。1963年3月，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召開會議，赫魯曉夫悍然采取高壓手段，又一次穩住了李森科的已經動搖了的學閥地位。 后來，一本政治雜志《涅瓦》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蘇聯遺傳學的展望》。文章介紹了遺傳學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成就，對“資產階級生物學”的提法表示了懷疑，并嚴肅地批判了李森科主義。李森科由于在科學上經不起反對派的挑戰，不得不巴結權貴，尋求政治靠山；赫魯曉夫則由于在政治上受到了反對派的挑戰，已經在農業問題上為他的政治賭博采取了孤注一擲的措施，也夢想依靠李森科的“科學”贏得這場賭博。赫魯曉夫在1964年2月中央全會上極力推崇李森科的方法，這時蘇聯的農業面臨許多嚴重的問題，情況已經發展到不容樂觀的程度。
1964年6月，科學院選舉院士之前，赫魯曉夫又提議給遺傳學增加院士名額，借以壯大李森科的聲勢。可是，李森科的一個心腹努日金的資格，在科學院全體會議上討論時遇到了麻煩。投票表決的結果，努日金落選。赫魯曉夫知道后指責科學院干預政治，他甚至打算取消科學院，后來又想把科學院改組為“科學委員會”，為此成立了一系列委員會，檢查科學院生物學研究所的工作。 赫魯曉夫垮臺了，李森科也失利了。1965年2月，李森科被解除了蘇聯科學院遺傳研究所所長職務，這就宣布了李森科維持了多年的“科學”生命此時才算了結。按照蘇聯法律的規定，李森科依然有三個院士(蘇聯科學院、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和烏克蘭科學院)的頭銜，享有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稱號和九次列寧勛章獲得者的榮譽，終身享受著這些頭銜、稱號和榮譽所給予的一切特權。
1976年11月20日，李森科結束了的一生，這位曾經聲名顯赫、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最后無聲無息地離開了人世。 　
3、與李森科相關的幾個科學家
1)米丘林與“米丘林生物學” 米丘林(1855～1935)是一位有貢獻的植物育種學家，他在長期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果樹育種經驗，總結了一些帶有規律性的認識，反映了生物遺傳規律的某些側面。 米丘林早期對孟德爾定律表示過懷疑，但并沒有把這種懷疑推廣到整個遺傳學，而且他在后期的一些著作中承認了基因的存在。米丘林受拉馬克主義的影響，同意獲得性遺傳，他和當時的蘇聯的遺傳學代表人物瓦維洛夫的關系是友好的。 米丘林是一個樸素的果樹育種專家，從不以大生物家自居，也從來沒有借助政治力量排除異己。直到1935年去世，米丘林從來沒有建立什么遺傳學，沒有提出建立一門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的體系。所謂的“米丘林生物學”只不過是李森科杜撰的、用來支持維護自己的學術觀點的一個招幌。
2)勒柏辛斯卡婭與新細胞說 勒柏辛斯卡婭畢業于醫學院，曾長期在組織學實驗室工作。1933年，62歲的勒柏辛斯卡婭開始進行細胞起源的研究。1945年她發表了《細胞起源于生活物質以及生活物質在有機體中的作用》一書，對自己關于細胞的研究工作做了詳盡地總結，她聲稱自己發現了一種非細胞形態的“生活物質”，能夠演變為細胞，從而推翻了德國著名生物學家微爾和從病理學研究提出的“細胞來自細胞”這一科學假說。當時任全蘇農業科學院院長的李森科為這本書作了序，稱她的發現是對科學的偉大貢獻。 盡管多年來蘇聯的一些科學家對勒柏辛斯卡婭的學術研究進行過質疑、反對和批判，但因為李森科的支持，勒柏辛斯卡婭的學說受到廣泛宣傳，并被寫進高等學校的教學大綱中，變成了生物學的基礎之一。1950年政府甚至做出決議，宣布勒柏辛斯卡婭的工作是偉大的成就，號召生物學家和醫學家在此方面進行研究，勒柏辛斯卡婭也被授予了斯大林獎金。 政府的行政命令果然使一些科學家按照勒柏辛斯卡婭的研究方法進行重復性實驗研究，檢驗結果證明她的研究工作幾乎都是錯誤的，沒有一項實驗能夠確認或者重復。到了1956年，勒柏辛斯卡婭的新細胞學說基本上被學術界否決了，許多研究單位自動取消了有關“生活物質”的研究。
3)波希揚的微生物學新理論 波希揚曾任蘇聯農業部實驗獸醫研究所微生物學和生物化學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馬的傳染性貧血。1949年，波希揚出版了一本很轟動的小冊子《論病毒與細菌的本質》。波希揚的這本書得到了他所在的研究所所長列昂諾夫的作序和蘇聯農業部獸醫司司長的吹捧，并在報紙上大力宣傳。列昂諾夫從政治和哲學的高度對波希揚的理論進行褒獎，并把波希揚的理論和勒柏辛斯卡婭的新細胞學說等同起來，這等于給波希揚的理論打上了李森科的政治權力保護傘。 在這本書里，波希揚提出了為數眾多的新理論，如病毒和細胞可以互相轉化、活菌由非生命物質轉化而來、病毒可以在普通細菌培養基上生長等等。不過這些結論既沒有研究方法的介紹，也沒有實驗對照，更沒有學術機構的鑒定和審核。面對蘇聯醫學科學院組織的專家檢查，波希揚拿不出任何支持自己的證據。由于波希揚沒有得到李森科的直接支持，波希揚的新理論很快就壽終就寢了。1954年后，波希揚也在蘇聯科學界消失了。 　
4、瓦維諾夫與李森科的斗爭 瓦維洛夫1887年出生于莫斯科，從莫斯科大學農學院畢業后先后留學英國和法國。瓦維洛夫回到俄羅斯后，1917年被任命為沃諾尼茲農學院遺傳學和育種學教授以及薩拉托夫大學農學教授，1920年在彼得格勒擔任應用植物學所(該所后來為蘇聯植物栽培學研究所)所長，1929年成為蘇聯農業科學院第一任院長。 瓦維洛夫也早在20年代初就擬訂了一個整理全國植物資源的系統計劃，其中包括提高選種水平和種子生產水平的研究方案，也開始考慮在蘇聯如何利用世界科學及其實踐方面的最新成就。人們對植物品種的要求是多方面的，但要獲得兼具各種優良性狀的新品種并不是一朝一夕之間能如愿的。限于當時的科學發展水平，最有效的途徑是用個別具有合乎需要特性的品種進行雜交，從雜交后代中繼續選擇確定所需要的組合，它的理論基礎就是基因學說。 瓦維洛夫及其合作者們為此收集了大量資料，并打算從各個角度加以系統研究，以便使廣大育種工作者都能從這些研究中得到理論上的支持和實踐方面的指導。根據瓦維洛夫的建議，成立了全蘇植物育種研究所和遍布全國各地的實驗基地網絡。他還在短時間內組織了大約200次資源調查，研究了65個國家的農業和植物資源，收集了15萬種以上的植物品種或品系。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奪取高產的植物育種體系。到1937年已經通過大量選種和發展純種系的方法選出了一些谷類作物的優良品種，并在農業生產中得到了推廣應用。瓦維洛夫最重要的著作是1926年出版的《栽培植物的起源中心》。
瓦維洛夫的貢獻得到了國際科學家的普遍認可。著名的美國遺傳學家、1946年諾貝爾生理學及醫學獎獲得者繆勒于1933～1937年間曾經應瓦維洛夫的邀請到蘇聯工作過一段時間。原定于1937年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遺傳學因為瓦維洛夫受到批判而改在1939年英國愛丁堡舉行，在缺席的情況下瓦維洛夫仍被當選為大會主席。1942年英國皇家學會選舉瓦維洛夫為會員。 瓦維洛夫開始還稱贊李森科是一個實干的農學家，并支持過李森科的工作，1934年提名李森科為烏克蘭科學院院士，后來還提名李森科為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1935年之前，李森科也對瓦維洛夫的成就表示過推崇。 瓦維洛夫和李森科的沖突發生在1935年6月以后，李森科在各種會議的講話和發表的文章中，逐步否定遺傳學。他堅持拉馬克主義的獲得性遺傳，否認孟德爾定律，否定魏斯曼的種質學說，否認染色體是遺傳物質，反對基因說，直到反對分子遺傳學。李森科的全盤否認遺傳學和行之有效的遺傳育種方法的行為，自然遭到了包括瓦維洛夫在內的蘇聯國內遺傳學家的反對和批駁。
瓦維洛夫重復李森科了一些實驗，大膽宣布自己做不出這些實驗，由此用科學方法指出了李森科的謬誤。瓦維洛夫指出雜交谷物在美國的重要地位，而這正是當代遺傳學的直接產物，用事實例證來反對李森科。瓦維洛夫曾對李森科調走細胞學家和關閉細胞學實驗室的做法提出抗議。他甚至直接向蘇共中央上訴，大聲斥責李森科排除異己、缺少文化以及對學術上反對他的人進行報復。 1935年瓦維洛夫被解除了蘇聯農業科學院院長職務。1940年8月，瓦維洛夫及其助手們就被陸續逮捕了。1943年，根據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決議，瓦維洛夫在薩拉托夫被槍斃。 　
5、 李森科事件的影響 在近30年的時間里，李森科的“新生物學”對遺傳機制的闡明沒有絲毫進展，關于遺傳性的定義不知重復了多少次，還通過學校教育等途徑灌輸給許多人，并迫使人們理解它，但卻沒有給人們提供任何新知識。李森科每提出一個新建議，就總會有那么一些習慣于趨炎附勢。李森科周圍的一伙人與其說是學派，不如說是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宗派或幫派。他們掌握了領導權，控制了輿論。一般公眾既不知道現代遺傳學的卓越成就，也不清楚李森科主義給前蘇聯科學和農業等方面所造成的危害。 受蘇聯的影響，當時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不論在建設模式還是在社會思潮方面也照抄照搬了蘇聯的經驗和做法，在科學爭論上也打上了意識形態的烙印。李森科憑借政治力量的支持，拉起“米丘林學說”的大旗，打著“反對資產階級科學的旗號”招搖過市，在當時所謂社會主義陣營風行一時，給這些國家的生物學、農學、林學和自然科學的其他領域以及社會風氣，都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當時的中國也在全國范圍開展了批判基因學說的運動，科學真理成為政治干預的犧牲品，科學家的人格和良知為強權所踐踏。新中國成立后，李森科的《論生物學現狀》一文在中國大量印行，成為大學生物系和農業院校的必讀文件。
1952年，中國開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遺傳學家們都受到了批判。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為堅持生物科學的米丘林方向而斗爭》的文章，認為“米丘林生物科學是自覺而徹底地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應用于生物科學的偉大成就”，是“生物科學的根本變革”。著名生物學家談家楨也違心地為自己堅持摩爾根的學說而作了檢討“批判我對米丘林生物科學的錯誤看法”。于是遺傳學課程在各大學基本被取消，真正的遺傳學研究被停頓，遺傳學家們雖然一般仍留在原單位，但全部被改行從事其他方面的教學或研究工作。 甚至直到1955年，李森科在蘇聯已遭到批評，而在中國仍然對之視若神明。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胡先馬肅在這一年出版的《植物分類學簡編》一書中，因對李森科“創造性達爾文主義”的一些觀點提出異議，被全部銷毀。１955年10月底在北京召開的紀念米丘林誕生100周年大會上，胡先馬肅受到了政治批判。 正是在這段時間里，生物學出現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分子遺傳學的建立和迅速發展使生物科學的發展進入了嶄新的歷史時期。遺傳學理論隨著科學實驗的發展大踏步前進了，基因學說逐漸被大多數遺傳學家所接受。 　
6、教訓與啟示 對李森科事件做出準確而全面的分析不是容易的事，主要有蘇聯知識分子政策的失誤、斯大林領導模式的弊端、經濟建設中的實用功利主義、意識形態的教條主義等方面的原因。 十月革命后，由于生活水平的下降，多數知識分子對政府持冷漠觀望態度，而政府則對知識分子持敵視和不信任的態度，因此無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產生了隔閡。結果是蘇聯政府對采取強迫知識分子工作的措施，實行了管制，如不許知名大學的教授、企業總工程師、軍工部門的專家離開崗位或者出國。同時，政府需要急于培養自己的“人民科學家”、“紅色專家”。
斯大林上臺后，在科學文化政策方面強化了對知識分子的對立意識和統治意識，并開始了有制度保障的大規模迫害舊知識分子而扶持新的接班人的進程。經濟建設的需要又不能不依靠科學文化，因此由此產生了對科學技術的急功近利、主觀盲動以及排他性的政策。被認為是能夠直接產生經濟效益的項目、對國家直接有利益的研究就受到政策保護或者加大科技投入，或者盲目推廣；相反的則被排斥。例如，與國防直接相關的軍事科學、與農業增產直接相關的農業科學受到重視，而其他基礎科學則被排斥。 同時，蘇聯共產黨上臺后，新的政權由于受到資本主義國家的反對和歧視，蘇聯政府也采取了極端對抗的形式，國家被劃分為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國家，科學知識和社會思想也被人為地貼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簽，凡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家提出的思想就被化為了資產階級的思想、唯心主義的哲學，用意識形態了決定了科學的先進性、合理性。因此，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摩爾根的遺傳學說、量子力學的哥本哈根解釋等都被批判為唯心主義學說。
因此，李森科是在上述綜合背景下完成個人歷史上的飛黃騰達的。李森科的發跡與他對春化作用的研究直接相關，這項工作對于農業生產有一定的實際價值；而他的遺傳學理論則是建立在米丘林的工作基礎上的，米丘林在培養良種方面也確有一定貢獻。李森科正是借助于在生產中的上述兩方面的某些成功業績，而使自己在持有實用主義價值觀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環境中贏得超常的認可的。而瓦維洛夫作為一名嚴肅的、真正的科學家，堅持摩爾根的遺傳學說，執拗地不承認李森科的“發現”，觸怒了斯大林，給斯大林的巴不得一夜之間獲得成千上萬噸糧食的幻想發了冷水。結果瓦維洛夫走向了與李森科截然相反的命運之旅，被蘇聯最高軍事法庭判處死刑，沒收了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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