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簡介

高考歷史復習備考：從古代書院看科舉制度的興衰
隨著歷史課程資源開發不斷深入，師生對歷史概念的理解和認知也會更加豐富和多元。在高中歷史學習的過程中，教師可以借助某一線索展開對歷史概念的深度教學。一方面，線索的選擇有利于教學主題的建構和教學效果的優化；另一方面，線索的闡釋有利于拓展歷史視野，發展歷史思維，加深對歷史問題的思考，從而真正地幫助學生獲取必備知識，強化關鍵能力，提升素養水平。
問題的產生和思考
作為中國選官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科舉制一直是歷史教學中的重點概念。在課堂教學中，大多數老師對這一概念的闡述主要側重于制度內涵的分析。例如，教師從科舉制的特點入手，強調其打破以血緣決定官職的陳規，以權勢決定官職的窠臼，通過考試、根據分數選拔出真正的賢才。這其中蘊含的“公平取仕”精神，意味著寒門庶族可以通過考試平步青云、通達仕途。除此以外，教師也會從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引導學生認識：中央朝廷行使官吏選用大權，有利于全國政權的統一和集中；科舉制擴大了用人范圍，賦予了中下層知識分子參與政權的機會，從而有利于緩和階級矛盾和政權的穩定。
以上按照教材邏輯展開的敘述方式，主要是從政治需要的角度闡明了科舉制度的價值所在，但是在筆者看來，科舉制在長久實施中所形成和衍生的文化，也是教學中不可忽視的方面。在1300多年的科舉考試中，科舉制與傳統文化中經學、教育、民俗等文化現象相交融，積淀了豐厚的科舉文獻典籍及其他相關的物質文化遺存。若能將這些資源加以開發，不僅可以幫助學生探究科舉制度盛衰的變化規律，還能貫通政治制度、經濟發展和思想文化之間的聯系，讓學生從更廣闊的視域感受科舉制度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歷史價值。筆者結合最近的閱讀體會，選擇書院作為課程資源開發的切口，現將相關思考梳理成文，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斧正。
史實的搜集和耙梳
書院是中國教育史上一種獨特的教育制度，在我國文化發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產生于唐末五代，興盛于宋元時期，持續和普及于明清階段。書院因科舉而興，又因科舉而亡。在中國古代教育的發展歷程中，書院與科舉緊密相連，共同影響著中國古代士人的前途與命運。
1.唐朝士人歸隱山林是書院興起的重要原因
唐代中后期，知識階層越來越重視學習識文，并興起了隱居讀書、習業山林寺院的風尚，以上現象的出現與進士科地位的上升密不可分。進士科重視考查詩賦文學，而文學講究性靈，重視個性發展，優美寧靜的自然環境正好有利于士人的學業提升，正如時人所言：“稽合同異，別是與非者，地不如人；陶鈞氣質，漸潤心靈者，人不若地。學者察此，可以有意于居矣。”
據相關學者研究，唐代以考取功名為目的的讀書集中地區，分布于現在的陜西、山西、河南、山東、河北、江西等地的崇山峻嶺之中。由于士人隱逸山林學習的時間少則三年，多則十幾年，這就需要持之以恒的毅力和攻堅克難的勇氣，“林下有志士，苦學惜光陰。歲晚千萬慮，并入方寸心”正是這些士人優秀品質的形象再現。當然，從應舉結果來看，習業山林的確也不負許多士人的辛勤付出。這一時期，在隱居山林的“二百余人中，宰相二十人”。綜合以上現象，我們不難看出，科舉制的興盛提高了人們的學習積極性，促使士人專心讀書備考。習業山林的地點也逐漸演變為講學的書院，并成為當時士人科舉仕進的主要途徑。
2.兩宋時期的書院教育在曲折中不斷發展創新
北宋初期，中央政府忙于統一戰爭，沒有余力興辦官學教育，只能依靠私人教育的書院形式來培養人才，這就為私家書院提供了發展的機遇和空間。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書院不僅能滿足士子獲取應試知識的需要，而且在學校規模、辦學條件、教學內容和師資隊伍上都具有明顯優勢，因此私家書院成為這一時期科舉應試教育的主要承擔者。北宋中葉以后，隨著統治者大規模興辦官學，官學學習成為應舉入仕的門檻，許多士人也就不愿潛心于山林書院習業了。
由于新儒學得到統治階級的認可和支持，寂寥多年的書院獲得了涅槃重生的契機。朱熹、陸九淵等一大批理學名師登上學術舞臺后，把道學發展到理學階段，更加重視教育和人才的培養，普遍借用書院進行教學。在他們的帶動下，各地出現了書院林立的局面。宋孝宗以降，書院數量空前增多，招生規模擴大，教學活動規范，學術研討活躍。“隨著南宋末年理學在科場中的影響愈來愈大，掌握其學說有利于取得功名，作為理學大本營的書院，士子自然是趨之若鶩”。
3.元明清時期書院已成為科舉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相比于兩宋時期，程朱理學越來越多地通過書院進行傳播，這為其成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成書于元代中后期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為書院開展科舉教育提供了理論支撐，進一步明確了書院為科舉服務的合理性。
明朝時期，書院的建設主要依賴于各級官員的倡導或主持。“在確知建立人身份的1064所書院中，由各級官吏興建、重修的書院高達977所，占可考建立人身份書院總數的91.8%。而純屬士民等私人建立的書院僅87所，所占比例不到9%”，這一數量上的巨大反差，清楚地表明了當時書院承擔的主要教育責任在于滿足科舉取士的要求，自由講學反而退居其次。與此同時，一些著名書院也獲得了地方官吏給予的參加鄉試的定額指標。明朝天啟年間（1621—1627），白鹿洞書院可以選拔8名學生參加鄉試，相當于州縣學的科舉生員，白鷺洲書院的生徒也獲得了類似的指標名額。這一舉措，在鼓勵兩所書院繼續深耕科舉教學的同時，也對其他書院產生類似的作用。因此，“‘洞學科舉’是明代書院為科舉服務的重要表現，也是書院科舉化的典型案例”。
清代書院延續著明朝書院的發展方向，但官學化程度更高。“較具規模的書院多受政府的管轄和監督，山長由政府選聘，書院的經費也常仰賴官府的支持。所以清代書院基本上沒有獨立性可言，幾乎成為府州縣學之外的另一種官學體系。一些大書院如衡山船山書院和江陰南菁書院已成為本省或周圍地區舉、貢、生、監的肄業之所”。鴉片戰爭以后，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和自然科學快速發展的沖擊下，傳統的選官制度與現實的人才需求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廢止科舉制被改革者視為救亡圖存的重要路徑。1905年，隨著科舉制被廢除，傳統意義上的古代書院也逐漸退出歷史舞臺，這意味著書院制度畫上了休止符。
例題的設計和解析
1.北宋初期的書院教育和科舉制度
材料一　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
材料二
表一
【問題設計】依據以上材料和所學知識，分析北宋初期書院勃興的原因。
【思路解析】古代書院在北宋初期迎來了其發展過程中的第一個高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學生綜合各種因素加以解釋說明。從材料一中，學生可以從“新脫五季鋒鏑之厄”“海內向平”概括當時的社會風貌，并推斷出北宋王朝亟須知識階層幫助其構建統治思想體系。
除此以外，“文風日起”“儒先”“依山林”等信息也在提示學生，學習風氣濃厚、儒學大師講學以及書院良好的環境同樣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材料二則從教學內容入手，考查學生比較和分析信息的能力。北宋前期，科舉內容主要是經義和詩賦兩個方面，換言之，科舉考試既要考查考生對儒家經典的掌握程度，亦要測試考生文學方面的才華。這樣，與只是注重經義教學的官學相比，書院教學更能適應科舉考試的要求，考生在科場競爭中獲勝的幾率自然更大。
2.理學思想指導下的科舉制度
材料三　夫以書院名是，所主在讀書……然予謂圣賢之書所以明道，書即道，道即書，非道外有書，書外有道，而為二物也。患在人以虛文讀書，而不以實理體道，遂致書自書，道自道，人自人，而三者判然支離矣……況讀書非為應舉也，若其所讀者徒以為取科舉之媒，釣利祿之餌，則豈為貞志者哉。
【問題設計】
指出材料三中科舉考試的弊端。針對這一弊端，理學家們提出了怎樣的科舉觀？這種科舉觀給書院的發展帶來了哪些影響？
【思路解析】
圍繞材料三設計的三個問題，逐層鋪墊，由淺至深。學生一方面要能理解材料的文本信息，并加以準確概括，另一方面還需調動所學知識，闡釋理學思想的價值內涵。首先，依據“人以虛文讀書，而不以實理體道”這一重要信息，學生認識到片面追求應試所需要的知識，忽視了道德修養的提高是當時科舉制度的弊端；通過分析材料中作者的詰問，學生發現知識和道德是緊密結合，不可分割的。學習儒家經典，養成良好德行，積極從事舉業，這樣的履歷迎合了儒家“齊身治家平天下”的要求，反映了國家選賢任能的本意，體現了新儒家科舉觀的本質內涵；新儒家的科舉觀契合了時代的訴求。南宋時期，針對一部分士人在國家與民族命運危急關頭表現出來的廉恥之心喪失殆盡的問題，朱熹、包恢等理學家們認為改革科舉刻不容緩，要用新的價值觀念維系世道民心，所以“他們以其特有的社會責任感，承擔著‘講道’‘傳道’的歷史使命，掀起了書院復興運動，并以講道而化科舉為建設書院的目標和理想，使發展中的書院制度深深留下了理學家的時代烙印”。
3.近代社會轉型中書院和科舉的歸宿
材料四　在科舉制沒有廢除的條件下，教授科舉之學依然有其生存的空間，士人繼續從事所謂的舉業也有其制度根據，書院改制將收效甚微。不僅如此，長期以來受科舉影響的士人形成了一種科舉心理情結，這種情結很難在短期內消散，大多數士人從心理上拒絕新式學堂和西學。無論是制度還是傳統慣性都會讓士人認為，只要潛心于科舉之學，就有可能在科舉廢止之前獲得夢寐以求的功名。
【問題設計】
有學者指出“科舉制是橫亙在中國社會現代轉型道路上的一個綜合性障礙”，試用材料四和所學知識加以論證。
【思路解析】
對以上學者的觀點進行論證，需要學生將材料信息和教材內容進行歸類和整合，將近代中國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的轉型與科舉制度的現實相結合，從而得出相關的歷史解釋，這是達成歷史學科核心素養的探索實踐。教師指導的關鍵在于，要讓學生能夠建立歷史事件之間的關系，并作出合理的解釋。例如，從經濟發展看，新興的工業經濟提出了對科學技術和科技人才的要求，科舉制培養的人才無法滿足這一需求；從政治演變看，維新派設計的現代民主制度，清末新政時期行政部門進行的機構改革，都要求大量具有現代觀念和科學專業知識的官員來主理其事，科舉取士無法選拔出符合這種要求的政治精英；從文化轉型看，西學的廣泛傳播已經給中國的知識階層帶來重大影響，以科學為特征的“西學”使得以人文為特征的“中學”相形見絀。無論是固守四書五經的書院教育，還是堅持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都已經遠遠落后于時代的變化，文化轉型勢在必行。
限于篇幅，以書院的視角觀察科舉制度的演變，其實還大有文章可做。若廣大同仁能繼續深挖相關的史料資源，探究史料背后的信息，一定能在教學方式上有更多的創新，進而對科舉制度的內涵和外延有更加清晰的認識，這對于教師的專業發展和學生歷史素養的提升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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