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簡介

2024屆高考歷史復習專題 ★★
史料閱讀-中外歷史綱要上-中國史
中國早期國家特征
夏、商與周邊方國存在著一種松散的聯盟關系，夏、商王既是商部族的首領，又是方國（部族）聯盟的共主，方國臣服或歸附于夏、商。夏、商、周，既是同時并存的三個部族集團，又是前后逐次更替的三個王朝。
考古發掘的資料表明，在夏、商王朝存在的同時，我國各地還存在著許多不同于夏、商的古代文化。山東境內的岳石文化自成一系，可能是東夷及其祖先的文化。成都平原上的三星堆遺址，則屬于另一系統的古蜀文化。各地古代文化的存在，說明那時的中國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政治體系，夏、商與后來的統一王朝還有很大的差異。
中國是在原始氏族制沒有徹底解體的情況下，帶著濃厚的血緣色彩進入奴隸社會的，并在血緣關系的基礎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宗法制度，在宗法制度、土地國有的情況下，形成“家國一體”的政治體系。
西周時期，分封制與宗法制的結合，形成政權與族權的結合。
商代政治的顯著特點是神權和王權密切結合，商王朝的一切政治事務都通過占卜進行決策。商王通過占卜理解天命，主宰國政。
新石器時代農業產生的意義
在距今約1萬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人們逐漸學會了栽培谷物、馴養牲畜，農業和畜牧業產生。人們從食物的采集者開始轉變為食物的生產者。農業生產為人們提供了穩定的、可以持續供給的食物來源，為人口增長、文明延續提供了前提條件，使比較穩定的居住有了保障。隨著生產能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人們聚族定居，形成最初的農耕聚落，一部分人口較多的農耕聚落后來發展演變為城，出現了最初的文明和國家。
國家的產生
為爭奪土地和糧食等生存資源，部落之間經常爆發戰爭。被征服者往往成為征服者的奴隸（之前是殺掉戰俘），出現了奴隸制度。
為了進行社會管理、維護社會（公共）秩序，維護統治階級（本部族）利益；抵御外敵入侵（保衛本部族生存資源）或對外侵略擴張（擴展本部族生存資源）；在階級矛盾和部落戰爭的雙重作用下，逐漸修筑了都城、制造（金屬）兵器、雕刻玉器（神權、原始宗教）、出現統治（管理）機構、軍隊和監獄等強制機關（政權機構），國家開始出現。
商朝的活人殉葬制度
作者：涇渭公子 來源：知乎
活人殉葬制度自古就有并且一直延續到明清時代歷朝歷代雖然明令禁止，但卻從未停止過。尤其是中國商周奴隸制時代是殉葬最盛行的時期。殉葬制度，是用活人殉葬，是商周奴隸社會時期的一種非常殘酷的制度。殉葬人有活埋的，也有被殺或自殺后陪葬。考古發現的中國最早殉葬制度始于商代。
在殷墟發掘的大、中型墓,是商代晚期人殉中最為突出的，人殉數量的多寡，一般與墓葬規模的大小成正比。如殷墟侯家莊西北崗一00-號亞字型大墓,在墓內腰坑、二層臺、墓道中共發現23個殉人，墓外東側發現22個陪葬人殉坑,共68人,合計殉人達91人；
近百人左右，對現在的我們聽起來好像不是很多，不像始皇帝一上來就是幾千上萬的人，但是仔細想想看，在商周時期人口極度的缺少，還有頻繁的戰爭更是加重了人口的缺少，而且商周時期等級制度森嚴。所以百人的殉葬差不多的最高規格了。
1950年發掘的武官中字形大墓墓內共有殉人45個;殷墟西區的七O- -號甲字形大墓,墓內共有殉人12個;在沒有幕道，屬中型墓的小屯婦好墓中,也發現殉人16個。中型墓一般都是殉1-4人。據此可知，中國早期活人殉葬制度發展的巔峰時期便是商代晚期的殷墟文化時期。
為大家普及一下商人為什么要用活人殉葬，商人相信人死以后，靈魂生活在另一個世界里，墓葬是墓主在另一個世界的居所，一切按照“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禮制辦事。奴隸主貴族死后，都用奴隸為之殉葬，以供其死后奴役驅使。在河南安陽發掘的奴隸主墓葬中，一般都有幾個、幾十個人殉葬，有的大墓中，有二、三百人殉葬。有的骨架旁放著刀劍，是武士奴隸;有的骨架旁擺著車馬，是駕車奴隸;有的骨架殘存有狗骨，是養狗奴隸;有的骨架旁沒有頭骨，頭骨在另一邊，是被殺后殉葬的奴隸;有的骨架上手骨還被反綁在背后，并有明顯的掙扎痕跡，是被活埋殉葬的奴隸。
在書中《墨子，節葬》說：“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
這種說法雖然有些夸張，但卻道明了人殉制度在先秦時期的中國社會頗為流行。
從《英雄》到《大秦賦》：彩的謊言掩蓋不了血的歷史
源自知乎：小炒記
終于強忍著追完了高開低走的《大秦賦》，網友的一幅漫畫，對它進行了完美概括：
中國真是人才輩出，這漫畫，穩準狠，道出了多少網友的心聲啊！
1、價值觀錯了，就什么都錯了
《英雄》這部電影是上了教科書的。
當時我在小鎮讀初二，英語教科書的后面，用半頁紙的中文篇幅介紹了電影《英雄》。當時的我，看個彩電都覺得幸福，將這部電影埋在了心底。
后來去縣城讀高中，在學校旁邊的一個錄像店里，一口氣租了《英雄》、《泰坦尼克號》、《侏羅紀公園》這幾個電影光碟，拿回家看。這幾部電影都是在初中的英語教科書里出現過的。
我第一次聽到完整版的《我心永恒》，也第一次看到電影《英雄》。電影震撼到我了！
跟小時候看的香港電影完全不是一個感覺，《英雄》很唯美。而李連杰飾演的無名，最后放棄刺秦，毅然走向刑場，讓我肅然起敬！無名與嬴政的那一番對話，更是讓年少的我為秦始皇喊“彩”。
無名放棄唾手可得的刺殺，大徹大悟：秦王是天下和平的希望，殺了秦王，就會有千千萬萬的百姓死亡。秦王則是一個孤獨的雄君，為了天下太平，忍受各種非議和痛苦。
無名最后用劍柄，象征性地刺了他一下，說：這一劍，臣必須刺，刺了這一劍，很多人會死，而大王會活著，死去的人請大王記住，那最高的境界。
電影最后一幕，秦王終結戰亂，修建長城，護國護民。
他們都是心系天下的英雄！這就是我當初的觀影感受，我一度成為秦粉。
上大學后，《十面埋伏》和《滿城盡帶黃金甲》也看了，都怪同行襯托得好，更覺得《英雄》是一部好電影。
一次寢室臥談，四個人聊起這幾部電影，一位室友說：《英雄》是一部獻禮片，看拍攝時間和上映時間就能知道。
我心里一咯噔，陷入自我懷疑。
后來，上選修課《中國思想史》，在講到皇權專制時，那位年輕老師說：《英雄》這樣的電影，是不可能獲得奧斯卡獎的，那將是奧斯卡的恥辱。后面還說了一大推不可描述的話。
在馬云風靡大學校園的當時，在高鐵和城市化如火如荼進行的當時，經常泡圖書館的我，對于電影《英雄》的看法，已經逆轉了。
秦國，象征著對生命的屠戮，對人性的壓制，對文明的踐踏，而“刺秦”則象征著對暴虐的反抗。秦國一統天下，不僅沒有帶來安定，反而讓天下百姓陷入水深火熱。
嬴政滅六國，是權力作祟，還是向往“最高的境界”？
張藝謀把這個意義顛倒過來，“刺秦”變成了“頌秦”，就是在拿人們樸素的道德觀在開玩笑，為黑暗的權力欲涂抹胭脂。
人，可以被欺騙一時，但隨著見識的積累，謊言必將自我終結。
因此，對于經歷過兩次變色的小炒而言，我對于當下學生粉紅群體的壯大，并不感到失望，那只是一時的假相。
《英雄》之后，時隔近20年，《大秦賦》又讓“頌秦”死灰復燃。
《大秦賦》之前的三部曲：《大秦帝國之裂變》、《大秦帝國之縱橫》、《大秦帝國之崛起》，是站在秦國角度，展現秦國由弱變強的奮斗過程，但從沒有站在天下的角度去渲染秦國如何心懷萬民、六國如何不堪、統一乃民心所向，這些宏大敘事的天下觀并不是作者的意圖。
《大秦賦》就完全變了。
電視劇里，嬴政和李斯像個復讀機似的，不斷重復“東出滅六國，解百姓于倒懸”，不斷向觀眾灌輸統一乃“昭昭天命”，將秦國的野蠻侵略和嬴政的權力私欲塑造成統一的正義戰爭
為了達到這種效果，還偽造歷史。
秦國糧食多得吃不了，六國民不聊生，只能解放六國人民并喂飽他們。
他們編造“楚人投奔秦國”的無底線片段，但歷史文獻的記載，恰好是相反的。而且，這種惡心洗白還不止一次，第66集又出現了“趙國民不聊生，流民紛紛入秦”的鬧劇，《戰國策》就有相反的記載：
在被征服的韓國上黨地區，人們都不愿意當秦民，而愿意當趙民。
在秦國，君臣團結，上下一心，都是心系國家的忠臣良將。而六國，充斥著自私的君臣，一群只求自保的膽小鬼。觀眾一看，還是秦國朝氣蓬勃啊。
拋開價值觀，《大秦賦》是一部不錯的電視劇，演員、服裝、場面，都是上乘，小炒當時看到全演技派陣容，開篇火爆的戰爭場面，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我還特意與2017年的《大秦帝國之崛起》對比看了下，還是能明顯看出，二者的拍攝成本相差不少。
但是，價值觀錯了，就什么都錯了。
現在自媒體對《大秦賦》的批評，基本都是集中在電視劇傳達的錯誤價值觀。而它的豆瓣評分，從開播的8.9一路跌到不及格的5.9分，成為撲街片。這個分數，是配不上它的演員陣容和制作成本的，卻也說明，這屆觀眾不好騙了。
一部文藝作品，固然需要自由表達，在一些歷史細節方面，有自由改編的權利，但作品傳達的價值觀和歷史視野，必須尊重史實。
比如《走向共和》神來之筆的開篇，伺臣給李鴻章匯報軍國大事，李漫不經心，但一聽說太后的鸚鵡病了，立馬緊張起來。這個劇情不一定是真實事件，但完美呈現了滿清官場的腐朽落后，對歷史的這種演繹，不僅邏輯自洽，而且合情合理，即符合歷史大背景，也符合人物小性情。
但是，通過構造一段故事，來強行迎合現實，明明殺人如麻，非說是為國為民，明明是落后一方，偏說是先進一方的正義之師，這就突破了歷史的底線。這就不是演繹歷史，而是歪曲和偽造。
因此，作為中國電影的里程碑，《英雄》的票房和畫面十分完美，卻成為張藝謀爭議最大的電影，人們喜歡的還是他的上世紀電影。《大秦賦》的演技和場面再震撼，也無法阻止評分的雪崩和網友的討伐，它的豆瓣評分一定會繼續下跌。
因為，劇中的秦國，與歷史中的秦國，是兩個秦國。
《英雄》和《大秦賦》里的秦國，心憂天下，時刻想著拯救萬民于水火。事實上，“天命昭昭”的秦國，恰好是要投萬民于水火。
正如著名學者許田波所講：“商鞅變法為秦國締造了一個強大到極點的政府、一個萎縮到極點的社會以及一群沉默到極點的個人。”司馬遷在《史記》里更是直接：“以暴虐為天下始”。
秦國這種崛起模式，本身就是一場災難。
2、大秦沒有賦
秦國是怎么來的？文化沙漠上的軍國主義。
七國諸侯，唯有秦國在黃河與南山以西，文明程度較六國要低得多，一直被稱為“秦夷”。長久以來，都是“儒者不入秦”，孔子當年離開魯國，周游列國14年，到了秦國邊境上，無意西行，直接折返。孔子極重華夷之分，在他的眼里，秦國就是蠻夷之地。
一百多年過去，一直到公元前362年，二十一歲的秦孝公即位，《史記 秦本紀》還是這么說：“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秦國偏遠落后，中原各國壓根不帶它玩，即便是被稱為“南蠻”的楚國，也視秦國為夷狄。
秦國的這種文化落后，與變法成功有關。吃過紅燒肉的人，受不了粗茶淡飯，但從沒吃過肉的人，能夠接受。
秦孝公受夠了被瞧不起的憋屈，便實施商鞅變法，將秦國打造成軍國主義政權，用武力去贏取尊重。
對內，瘋狂汲取民力。秦國對臣民的控制最嚴密，制定的法律最嚴苛，吸收資源的能力最強。
為了控制民眾，秦國在全國首次推行連坐制度和告密制度。一人犯法，家人鄰居也要去坐大牢。鼓勵告密，不獨鄰里之間，同床共枕的夫妻也負有互相告密義務，知而不報，也是犯法。秦國就成為一個有悖人倫的特務國家。
還開創性地實行“愚民政策”，“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民愚則易治也”、“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要的就是聽話，不服就是擾亂秩序，刑罰伺候。要的就是一心種地和打仗，你還想詩詞歌賦？能用來保命嗎？
去秦國考察過的荀子就說，秦國由孝公到昭王四世，君臣唯知“以力兼人”，受害的首先是秦國士民，普遍畏懼權威，盡管人人都有“離心”，卻聽從當局驅使，充當對外攻城掠地的工具，“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
對外，秦國更為殘暴。它把汲取的國家資源充當軍費，用來養兵，而全國升官發財的唯一標準就是：軍功。即使是貴族，沒有軍功，便降為平民。
軍功的評價標準是什么呢？人頭數量，秦國稱之為”尚首功“。
秦國用軍功計爵，不是新鮮，但用人頭而不是土地人口來衡量，確是開創性的。就問你服不服？
戰爭機器，就這樣煉成了。
《史記·魏公子列傳》記載著齊國人魯仲連對秦國的經典論述：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于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
秦國，拋棄禮儀而崇尚斬首戰功，用權詐之術對待士卒，把百姓當作奴隸來使喚。如果讓它統治天下，那么，我寧愿跳海自殺，也不忍心當秦人。
當然，在《大秦賦》里，六國百姓水深火熱，紛紛想入秦。
秦國，就是一座農場和軍營。在這種體制下，滅國還需要理由嗎？只要秦王一聲令下，軍隊便猛獸般地撲向敵人，去實現自己的升官發財夢。
秦國的軍隊，幾年不打仗，心就癢癢的。就這點，《大秦賦》說的倒是真的。呂不韋想減少秦國的殺戮，大修內政，樊於期就來請戰，說士兵們好些時間不打仗，都嗷嗷叫呢。
《英雄》里所謂最高的境界，《大秦賦》里所謂救蒼生于倒懸的順應民心，不過是用高尚目的來掩蓋血腥手段罷了。手段本身就是目的，為了打仗而打仗，為了殺戮而殺戮，為了統治而統治。
所以，秦國打仗，戰功卓越。在許田波的《戰爭與國家形成：春秋戰國與近代早期歐洲之比較》一書中，從公元前356年（商鞅變法之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完成統一），秦國發動了52場戰爭，并取得了其中的48場勝利，勝率92%。
但是，這些戰爭都是滅絕性的。“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不僅將敵人斬首，而且士兵為了擴充軍功，連百姓也不放過。
光是根據有數字記錄的戰役看，秦國就斬首了差不多180萬人，其中死神白起一人就超過100萬。
這是個什么概念呢？秦初，全國人口4000萬，秦國的斬首數量至少是這個人數的5%，每20人就有1人被砍頭。
特別是大家熟知的長平之戰，坑殺趙軍45萬，但是，不是活埋，而是斬首！《史記·白起王翦列傳》記載，白起“乃挾詐而盡阬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后斬首虜四十五萬”。在如今的山西高平，發掘出長平之戰的遺址，有近500個尸骨坑，尸體都是殘缺不全。
45萬什么概念？當時秦國總人口500萬，趙國300萬。
所謂“虎狼之秦”，不是指軍紀嚴明，而是真的會吃人的。
這就是秦國的內政外交，一臺精密的戰爭機器，極其野蠻。這種看法，并不是幾個人的一家之言，而是普遍的歷史共識。秦朝滅亡時，沒有一個人對之表示惋惜；后世的大文人，對秦國體制的態度，要么是反對，要么是回避，找不到一個贊成的。
賈誼那篇傳頌天下的《過秦論》，“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就是典型。
歷史學者秦暉老師就說：“所謂的秦制有效，說穿了就是君子斗不過小人，文明人斗不過野蠻人，選擇手段的人斗不過那些不擇手段的人。”
結果，《英雄》和《大秦賦》的編劇導演們，不知腦子是怎么進水的，居然把秦國描述成“昭昭天命”之國，把嬴政洗白成心系萬民的一代雄主。
3、這樣的統一不要也罷
洗白秦國的最常見說法，就是秦國一統天下，結束戰亂。
先不說文化、社會這些高級玩意，就說最起碼的生命吧。
商鞅變法的50年前，魏國經過李悝變法，成為中原最強，它的軍隊精銳叫“魏武卒”，總人數只有5萬。
公元前343年，商鞅變法剛推行十余年，作為最強的兩國，魏齊爆發馬陵之戰，兩國傾巢而出，但各自兵力也就10萬左右。
一直到這個時候，各國紛爭，中國進入春秋戰國已有400年，但總人口在戰國中期達到4500萬的高峰，不減反增，各國總兵力100萬左右。
秦國崛起后，挑起了軍備競賽。在商鞅變法之前，秦國能動員的兵力極限是20萬人；商鞅變法50年之后，秦昭襄王時期，秦國能一次性組織60萬大軍出征，常備軍維持在百萬之眾。
于是，秦國百萬，楚國百萬，趙齊魏各六十萬，燕國七十萬，韓國三十萬，各國總兵力達500萬。戰爭規模和死亡人數今非昔比，出兵十萬都不算大型戰爭，其中大部分的大決戰，都是與秦國有關的。
從《史記 六國年表》的記載看，其他六國加在一起，發動了36場戰役，而秦國一個國家就發動了93次戰役，是六國的2.5倍。
在許田波的《戰爭與國家形成：春秋戰國與近代早期歐洲之比較》一書中，從公元前356年（商鞅變法之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完成統一），秦國在96場有大國卷入的戰爭中發動了52場戰爭（占54%），超過六國之和。
秦統一后，總人口4000萬，比戰國中期少了500萬。
最慘烈的長平之戰，趙國死亡45萬，秦國死亡20萬，合計65萬，與兩千年后的美國南北戰爭死亡人數不相上下。這個數據對比，驚呆了正在查資料的我！
沒有秦國這臺戰爭機器，能死這么多人？
有人說，武力統一，戰爭死人很正常，那么，我們再來看看統一之后的情況。
根據葛劍雄主編的《中國人口史》，秦統一時，全國人口4000萬，秦始皇去世時，人口3000-3600萬，秦漢之際，人口只剩下1500-1800萬。
你見過哪個統一王朝，開國之初人口還劇烈下降的？
從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公元前202年西漢建立，不到20年的時間，就使得中國人口減半。這都是拜秦國所賜。
那些死去的人，一說統一的秦朝就自豪，一看遼闊的地圖就興奮，一回頭命就沒了。
秦國本身就是戰亂之源，秦朝本身就是災難。這不叫統一，而叫禍水東流。
歌頌這樣的王朝，只能用腦殘來形容。
4、秦朝干了啥？
統一六國后，沒了戰爭，秦國這臺戰爭機器失去了用武之地，就應該再來一次變法，改變體制。但嬴政沒有，而是任由這臺機器運轉下去，把秦制推向全國。
國內沒有戰爭，那就打到國外。嶺南、匈奴就成了征服對象。
戰爭規模不夠大，那就在國內制造“戰爭”，與天斗。修長城、阿房宮、皇陵，繼續用戰爭模式動員全國力量。
歷史學家范文瀾曾統計：秦時全中國人口約二千萬左右，被征發造宮室墳墓共一百五十萬人，守五嶺五十萬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萬人，筑長城假定五十萬人，再加上其他雜役，總數不下三百萬人，占總人口百分之十五。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實非民力所能勝任。”
苛捐雜稅的弱民、焚書坑儒的愚民、恐怖主義的刑罰，一個都不能少，整個秦朝，成為一座大監獄、大農場和兵工廠。至于人，就是沒有思想意識的機器，只有如履薄冰地服從。
《漢書·刑法志》里，形容秦朝是“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意思就是說，在秦朝，囚徒多得堵塞道路，牢獄繁華得像鬧市。
陳勝吳廣為什么要起義？直接原因就是在趕赴徭役的路途中，遇到大雨，不能按期到達，按照秦法就要殺頭。足可見秦法之殘酷！
從商鞅變法的秦國到統一的秦朝，150年間，沒有出現一個本土的思想家、文學家，留在史書上全是突破道德的文臣和殺人如麻的武將這樣的暗黑系。
六國百姓無法適應秦國的這種暴政，苦不堪言。從事后來看，就連老秦人也受不了，因為劉邦入關時，關中百姓是夾道歡迎。
對于秦朝的滅亡，不僅當世的人，沒有一個人表示惋惜，從老百姓，到社會精英，在史書上你找不出有一個人表示反對滅亡的，而且就連后世，在青史上你能找出哪怕一個對大秦表示懷念的人嗎？
在真實的歷史上，從來就沒有人“頌秦”，少數人替它翻案，只是想說明它沒有想象中得那么壞，但從來沒有表揚它的意思。備受尊崇的秦國，只存在于《英雄》和《大秦賦》這樣的影視里，動漫《秦時明月》將秦塑造成殘暴的政權，各路英雄反秦，才是事實。
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一王朝，能在王朝名字前面加上“暴”字的，只有秦，別無分店，秦始皇更是坐穩暴君的頭把交椅，秦朝成為暴政的最佳代言人。
就這樣的大秦都能美化成胸懷天下，那希特勒就是試圖統一歐洲的天之驕子、東條英機就是打造大東亞共榮圈造福亞洲的光之子。
實際上，我們每個人在看待秦國或秦朝時，無需考慮復雜的宏大敘事，只需稍微了解一下中國史，然后捫心自問：若回到古代，你愿意選擇生活在秦朝嗎？若回到戰國時期，你愿意選擇生活在秦國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的答案就是千千萬萬人的答案。
秦朝的統一，或許有一定的歷史貢獻，但這并不是秦國的目的，而是秦國存在的一種副產品。秦國的對應詞，不是統一，而是殘暴。建立在累累白骨和深重災難上的統一，本身就是一種災難，不如不要。
統一到底是手段還是目的？這是一個價值觀判斷，可以探討。秦國開辟了大一統局面，這種歷史影響可以分析。但美化秦國的殘暴和反人性，這就是反文明了。
君不見，普魯士戰功赫赫，實現了德國首次統一，但現在的德國主流思想還有普魯士的容身之處嗎？
小結
中國歷史，若簡而概之，就是一頭一尾的兩場轉型：兩千年前從周制走向秦制，1840年以來從秦制走向共和。
只不過，快兩百年過去了，依然有導演在呼喊“那最高的境界”、“我不愿當楚人愿當秦人”。
最終，張藝謀成了“國師”，《大秦賦》成了“大情婦”。很顯然，在民意面前，我們終將走出秦制。
帝國家書：一個普通家庭的生與死
原創 二爺ALEX 一頭驢的夜航船 2021-10-27 13:38
　　公元前225年，秦國拉開滅楚戰爭的大幕。大將李信帶領20萬秦軍攻入楚國，遭遇楚人激烈的抵抗，在淮陽（今天的河南周口淮陽區）陷入苦戰。秦軍中的兩個本是親兄弟的小兵先后給自己的大哥寫了一封家書。
　　這兩封寫在木板上，戰火中價值萬金的家書不僅安然抵達了八百里外的故鄉——秦國南郡安陸（今天的湖北孝感云夢縣），而且被收信人最終帶進了自己的墳墓，成為今天我們能見到的中國史上最早的書信實物——云夢睡虎地秦簡。這使得我們今天有幸窺見生活在那個龐大帝國的底層民眾的血淚和悲哀。
　　你想成為《大秦賦》中無比自豪的秦人嗎？如果你仔細讀完這兩封家書，也許沒有回答的勇氣。
　　這個普通的秦國底層家庭沒有姓氏——按照秦律貴族才有稱姓的資格，百姓只能有名。但從信中可以得知，有兄弟三人，大哥“衷”在家贍養母親，二弟“驚”和小弟“黑夫”均在前線征戰。其中“驚”剛剛新婚不久。
秦國法律，男子15歲就開始算人頭稅，17歲一律要服兵役。身高超過六尺五寸（約相當于今天的1.5米）就可結婚。從二弟新婚、小弟初次服役的情況可以推斷，小弟“黑夫”可能正好17歲，二弟“驚”不會超過20歲。兩份家書字跡飄逸且相同，顯然是兩兄弟托軍中書吏寫的。這是他們各自的第一封家書，也是最后一封。
　　第一封家書是小弟“黑夫”寫給大哥的。他在信中問候了母親、家人、以及各種親友，主要說兄弟倆現在因為戰況困在淮陽，生死難料。因為缺乏夏衣，請求母親要么做衣服寄來，要么直接寄錢來；他特別叮囑母親，千萬不要寄少了。另外“黑夫”還很關心搏命換來的軍功有沒有換來相應“爵位”，官府有沒有落實獎勵。如果落實了一定要告訴他。
　　這封信告訴我們很多殘酷的事實：秦人服役早而重——3個兒子的家庭，2個得上戰場，而且都是剛成年的年輕人；更夸張的是，服役顯然是完全是義務，不僅沒有后世熟悉的兵餉，而且連基本的衣物都要自己準備！很可能國家只提供武器和口糧，或者基本的完全不能滿足換洗需要的粗陋制服。
你看慣了兵馬俑英姿颯爽盔甲整齊的造型，沒想到這才是歷史的事實。秦王的統一大業，底層的民眾不僅要出命，而且還要出錢。這等于把戰爭的大部分成本都轉嫁在底層民眾的身上。民眾唯一的希望就是前方的子弟博命換軍功，用“爵位”換取后方相應的賞賜和地位。
　　那么家里有沒有給兩兄弟寄錢呢？
　　第二封家書是二弟“驚”寫給大哥的。這封信口氣就急促多了。情況似乎變得極為嚴峻。信中“驚”因為沒有收到錢物，再次催促母親給錢。而且明確要錢“五、六百”，布料“二丈五尺”。他以絕筆的口氣在信中說，兄弟兩現在是借錢過活，如果再不還錢就要死了，連用三個“急急急”。他似乎已經預見了兄弟兩不妙的結局，安慰家里人說，你們要是占卜得了兇兆，那不過是因為我居于“反城”中罷了。另外他也很擔心自己的新媳婦，叮囑大哥不要她去離家太遠的地方撿柴火……
　　從第二封信中，我們可以肯定，家里在收到第一封信后，沒能給他們寄錢。他們索要的“五、六百”錢很多嗎？
　　在同一地區、另一個秦國官吏“喜”墓中出土的“睡虎地秦簡”中還有大量秦國法律文書，其中，《金布律》記載：秦國一件夏天穿的衣服，值錢五十五，一件冬天穿的衣服，值錢一百一十。兄弟兩人跟家里要的“五、六百”，也就是十件夏衣的錢——并不多，按理一般家庭勉強都能承受，何況他們家是立過軍功有爵位賞賜的。
親兒子、親兄弟在前線生死未卜，家里如果拿得出這點錢，會猶豫嗎？會吝嗇嗎？顯然不會。家里沒有寄錢的唯一原因只可能是，確實沒錢！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秦國年年征戰對底層民眾帶來的盤剝何等嚴酷。收信的大哥“衷”在陪葬器物中還有文房用具，墓地也和官吏的墓地挨在一起，這說明他知書識字，那個年代絕不會是最底層的人家。但就就是這樣的人家，居然拿不出十件夏衣的救命錢！
　　在第二封家書中，“驚”還專門提到了“新地城多空”，“故民有為不如令者”，翻譯過來就是，秦國新占領的城市和土地，人民幾乎都跑光了，而且反抗激烈，不聽秦人號令。這跟山東六國人對秦國的評價完全符合——“天下苦秦久矣”“不樂為秦民”，沒有一個國家，沒有一地臣民喜歡秦國。人民用腳說話。
　　那么“黑夫”和“驚”這兩個為大秦拋頭顱、灑熱血，但卻為一點小錢困擾的普通小兵在歷史中只留下了這兩封瑣碎而真實的家書，他們最終結局怎么樣呢？
毫無疑問，戰死了。因為如果他們安然返鄉的話，大哥“衷”完全沒有必要在死后還要把兩個弟弟的書信作為陪葬。中國人的陪葬習慣都是選值錢的，或者生前最喜歡、最珍視的東西陪葬。只有兄弟都戰死的情況下，大哥才會把這兩封在當時并不值錢、但對個人是最珍貴的家書帶入地下長眠。這其中，我們真切的感受到作為大哥，失去兩個弟弟之后的那種感受和心情。史書也記載了秦軍因為被前后夾擊，第一次攻楚大敗而歸，被殺了七個校尉，死傷無數。可以作為一種印證推測兩兄弟的結局。隨即秦國又發動60萬大軍，再次攻楚。
　　真正的結局就是，一個普通的秦國家庭，最終兩個兒子戰死沙場，留下一個老母親，一個哥哥，還有一個新婚不久卻成為寡婦的女人。解讀完這兩封家書，讀者諸君有何感想？
　　我們能夠看到的歷史，幾乎全是大人物的歷史，你翻遍各種史書，看遍各種重要事件，也很難發現小人物，特別是普通的底層人物的影子。是秦始皇統一了中國嗎？不全是。是為他所驅使、當炮灰的千千萬萬個“黑夫”、“驚”這樣的血肉之軀，以家破人亡的代價演繹了歷史。但歷史從來沒有他們的位置。
　　所以很多普通人看不清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錯誤的把鋪墊帝王將相的功業當做自己的使命，產生可笑的錯位。比如去年底有個深圳的女老師說打臺灣“我愛人，包括我家孩子，每人捐一個月工資“；打美帝”我們全家每人捐五個月的工資。打他！”
　　捐工資是一定的。但更有可能的是，你要捐出你的丈夫、兒子。胡錫進也說過類似的話，但是人家兒子在加拿大。他可以假捐，你作為草民，必須真捐。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話是這么說：你喜歡戰爭的唯一原因，是你沒經歷過戰爭，甚至也不懂得戰爭。
“黑夫”和“驚”在信中掛念的母親，雖然誰也不知道結果和心情，但是一個母親的感受絕對不用猜。她一定不會在兒子殞命在八百里之外的荒野的時候，自豪的說“打楚國”！因為楚國人民其實和你根本沒有仇。大秦征服的地盤再多、再廣，跟你一個草民有關系嗎？你不還是出不起十件夏衣嗎？甚或，你最終連兒子都出不起。
　　唯一能夠自豪的人只有嬴政。所有的枯骨最終都變成一人的疆土，所有的臣服，都擴展了奴隸的數目。所謂的“大秦賦”，完全是建立在萬千枯骨上的一個人的頌歌。他必須也理所當然的要夸贊、推崇這樣的征服。
　　其實真正讓我們今天對這兩封2246年前的家書感到動容的地方在于，在其中我們看到了正常人的窘迫和掛念。字里行間從頭到尾沒有為大秦“開疆拓土、南征北戰”的豪情，也沒有所謂“舍小家為大家”的矯情，通篇都是家長里短，對母親、對兄長、對妻子，對親友的掛念，以及現實的涉及生存的錢和物。為我們清晰的勾勒出殘酷戰爭中普通底層民眾的真實生存狀況。這些情感，對今天我們每一個普通人其實都是可以共情的，是我們完全可以感受到的。
　　沒有最好的戰爭，也沒有最壞的和平。如果我們今天在人性上的反饋，還不如2246年前的普通人，身為魚肉卻有刀俎的思維，本為韭菜卻有歌頌鐮刀的沖動，那真是無論如何也哭不出來的悲劇。
權力壓倒一切：早熟的中國大一統
原創 小炒君 小炒記
1中國的獨一無二
中國兩千年的封建王朝，一直以大一統和集權制的形態存在于世。這就使得很多人形成一種錯覺，就是統一和集權是普遍而正確的存在，在中國人的觀念里，國家大一統是一個無需爭辯的真理。
但實際上，在全球史，大一統和集權制是一種特殊存在，根本不具備普遍意義。中國之外的幾乎所有國家，在絕大部分歷史時間里，都是松散、混亂、分裂的狀態。（這些詞語都是不褒不貶的中性詞匯）
先說大一統，古代文明的重心一直在歐亞大陸。從西到東數，歐洲的羅馬帝國只存在了三四百年，中東存在過波斯帝國和伊斯蘭帝國，但大部分時間都是不穩定和分裂的狀態，穩定和統一只是歷史的一朵小浪花，中亞和東南亞就沒統一過，南亞次大陸的歷史就是一部分裂史和被侵略史。
俄羅斯起源于基輔羅斯，直到800年后才由彼得大帝建立俄羅斯帝國，至今存續僅400年。中間經歷蘇聯解體，如今再次解體的聲音依然存在。而且，亞洲部分基本都是人跡罕至的荒涼區域。
只有中國，兩千年歷經朝代更替，大一統不斷得到重建和延續，綿久不覺。
再說集權制，早在秦朝統一前，中國便出現了集權制，比歐洲和俄羅斯早了近兩千年，后不斷趨于完善，集權成為中國封建王朝的不二選擇。而在其他幾乎所有國家，集權制都容易遭到抵抗，難以持續。
在統一與集權方面與中國最相似的俄羅斯，實際統治的人口、面積與統一歷史，都與中國相差甚遠。
也就是說，中國在兩千年前就奠定了成熟而穩定的政治制度和社會治理結構。在工業革命之前，這是一種不錯的政治形態，使得中國保持了較長時間的繁榮穩定，領先于世界，一直到18世紀歐洲啟蒙主義時期，那些啟蒙哲學家們依然將中國當作向往之地。
當歐洲在16-18世紀呈現絕對專制主義趨勢時，他們不過是在經歷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就經歷過的過程，而且最終也失敗了。
梁漱溟說，中國文化是一種早熟的文化。黃仁宇說，中國是一個政治上的早熟國家，他在過早地時期就完成了歐洲本應在1500多年后完成的進程。
2早熟的特征
集權的大一統國家，這種早熟政治的核心特征，就是權力壓倒一切。
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合二為一，經濟力量（貴族和商人）被政治力量邊緣化。經濟和文化都成為了政治的依附品，社會就沒有了可以制衡權力的力量。
歐洲在整個中世紀的列國紛爭中，始終有基督教的羅馬教廷來制衡王權，形成了政教二元化的形態。國王的合法性來自于教皇的承認，教皇需要世俗王權的保護。教皇可以讓神羅皇帝冒著嚴寒在卡諾莎站三天三夜以示悔過，法國皇帝也可以將教皇俘虜至阿維尼翁軟禁起來。
當歐洲在16世紀開始出現戰爭擴大和統一苗頭時，雖然王權壓制了教權，但商人階級已經成長起來，王權又遇到了商人階級的抗衡。
而且，從中世紀到近代早期，歐洲君主權力一直都有舊貴族（封建領主）的掣肘。
因此，歐洲政府的權力一直面臨著至少兩種勢力的制約，它可以取得一時勝利，但無法持續碾壓教權和經濟力量。
歐洲集權專制的顛峰是法國波旁王朝，但推翻波旁王朝的法國大革命，領導者就是教士和資產階級。英國斯圖亞特王朝向集權專制前進時，遇到了清教徒和資產階級的拼命抵抗，這就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
隨著商業的發展，歐洲自由主義興起，成為新的意識形態理論。
于是，從19世紀開始，政府權力又受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商人階級的束縛。自由主義是政府體系之外獨立發展起來的，其政治投射就是議會選舉，商人階級得以利用議會來限制政府。
政治權力、意識形態和經濟力量，三方制衡，持續至今。
即便是首次統一德國的德意志第二帝國，雖然有著濃厚的野蠻專制成分，但也得與資產階級和工人力量在議會里進行博弈，偶爾可以繞開議會，但從未敢廢除議會，俾斯麥無法強制議會進行配合，只能利用自己的政治技巧與議會各派力量進行“合縱連橫”。
但中國古代完全不是這樣的。
法家和儒家受到政府的改造和提拔，成為政府的利用工具和附庸，權力與意識形態合一，聯合打壓商業和貴族，經濟力量步入邊緣化。商人和貴族都沒有維護自身權益的權力基礎和意識形態理論，只能棲身于政府權力體制之內，一旦有損政府權力，就會被政府輕而易舉地壓制下去。
于是，在經濟力量和意識形態理論尚未充分孕育的前提下，一套權力主導一切的政治體系，在兩千多年前就提前建立起來了。它秘密監視和嚴格控制一切動搖權力的力量，在兩千年歷史長河中表現出超凡的穩定。
由于這種超穩定結構，無可否認，在工業革命之前，中國的歷史文化是領先世界的。當然，我們也為這種早熟的政治形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那么，為何中華文明如此早熟而獨特？我們要從春秋戰國那段關鍵時期才能找到答案。
3正常的春秋時期
公元前771年，平王東遷后，中原大地遍布一百多個諸侯國，沒有哪個國家能強大到足以滅掉所有國家，他們只是追求霸主地位，成為周天子那樣的共主，周天子的承認，就是他們霸主地位的合法性來源。
在這些諸侯國的內部，如同諸侯不聽天子使喚一樣，一些卿大夫貴族也不聽諸侯使喚。諸侯國就是“小東周”，如同周天子一樣，君王的政治權力受到周朝宗法制和貴族的掣肘。
但這段時間，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諸侯國的數量大量減少。據統計，到公元前7世紀上半葉，此時進入春秋戰國僅100年，齊國滅了35個國家，晉國滅了17個國家，秦國滅了12個國家，楚國滅了26個國家。
分封制容易導致諸侯的紛爭不斷，這個兼并過程沒什么好講的，世界史大都這樣。
在戰爭驅動下，一些國家占領了新的領土，一些諸侯就把新土地分給自己的臣子，結果這些臣子做大后，便開始操控朝政。這就是二級封建化。
內部沖突問題加劇后，這些國家便不再熱衷于開疆辟土，而是內部爭權奪利，晉國的六卿專政、魯國三桓、齊國田氏……。所以，春秋時期，大部分的戰爭都發生在公元前7世紀以前。
比如晉國，公元前7世紀以前，滅了17個國家，但六卿專政的一百多年里，只滅了3個國家。
而在這期間，各國國君被貴族勢力殺害的頻率極高。公元前553至481年，齊國5位國君，死了4個。
二級封建化，也沒有什么獨特性，以公元前453年的三家分晉為高潮，以公元前386年的田氏代齊為結束。
絕大部分史書都將公元前453年的三家分晉作為春秋戰國的分界點，但為了方便敘述，本文將公元前386年的田氏代齊作為分界點，將公元前771年-公元前386年，作為廣義上的春秋時期。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時期是一個沒有什么獨特性的正常演進過程，以公元前356年的商鞅變法為標志的戰國時期，才改變了中國歷史。
春秋時期，持續不斷的局部非摧毀性戰爭，迫使各國提升效率，增加王權，強權國家成為大勢所趨。但是，政府權力上升的過程中，新的意識形態和經濟力量也在同步發展，但戰國打破了這種協調發展。
周王室的權力受到宗法禮儀和封建貴族的雙重限制。春秋時期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周王室的宗法制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諸子百家正在發展成為新的意識形態。各國為了富國強兵，都鼓勵商業發展，商人階級的力量在逐步形成。
整個春秋時期，與周朝一樣，君王的權力都受到思想觀念和世俗力量的限制。
王權受限、社會分散，在世界史，這是一個正常而普遍的社會形態。
4諸子百家的意識形態
大家都知道宋襄公的一個故事。公元前638年，宋國與楚國發生泓水之戰，宋軍本來可以在楚軍渡河之時發起突襲，但宋襄公講究禮儀，要待楚兵渡河列陣后再戰，結果大敗受傷，次年傷重而死。
宋襄公成為現代人嘲笑的迂腐對象，但在當時，這實際上是周朝的宗法禮儀依然在發揮較大作用。
十幾年后，晉國與楚國爆發戰爭，陳兵于河南平頂山的沙河兩岸，但雙方都害怕對方發動襲擊而不敢貿然渡河。僵持遲疑之下，雙方罷兵而歸。
可見，周朝的傳統思想影響力在減弱，各國更加注重實效。
觀念轉變之際，需要新的思想，諸子百家興起。
公元前6世紀，孔子周游列國14年，向各國推銷自己的儒家理念，受到各國君王的款待，同時也受到一些貴族的排擠和嘲笑。
比如，孔子被魯定公升為大司寇，但與保持朝政的貴族“三桓”不和，不得不離開魯國。衛靈公非常敬重孔子，但衛國貴族在衛靈公面前進讒言，污蔑孔子，最終將孔子逼走。
孔子的遭遇，實際上代表了諸子百家學說與周朝傳統思想的激烈碰撞。
我們現在熟知的諸子百家，幾乎全部都是發端于春秋時期，它們都是各國精英自由創作的獨立學說，而不是被迫完成的政治任務。各派學說的“學術代言人”，紛紛前往列國（不包括秦國），游說君王采納自己的思想理論。
在權力合法性來源方面，諸侯都希望擺脫周天子的束縛，采納新思想，但作為既得利益者的貴族，往往表現出保守的一面。
新老交替，總是需要一定的時間。
很多人都會疑惑：為什么中國能在春秋時期出現思想綻放，而此后的兩千年就再也沒有了？答案就在本文的主題里：春秋時期政府權力受限，秦朝之后政府權力壓倒一切。.
5商人的發展
春秋時期的商業發展，是一個長期被忽視的重大課題。
春秋時期，各國的經濟改革都促進了商業貿易的發展，商人的發展與國家權力的上升是同步的。
齊桓公的管仲變法，輕徭薄賦，發展商業。晉文公改革，“清關易道，通商寬農”。越王勾踐，不僅鼓勵商業，還動用國庫買賣貨物來調節市場。
各國都是通過發展商業貿易來富國強兵。
齊國臨淄，在公元前6世紀就達到7萬戶，是當時最大的城市。齊公元前539年，齊景公要贈送別墅給晏子，晏子還不愿意去，就說我住得非常滿意，白天晚上都能買到東西，生活很方便。
《左傳》的這個典故本來是用來表示晏子的清廉，卻從側面也表現出了臨淄的商業便利，連晏子這樣的王公大臣也被深深吸引。
商業繁榮，商人階級開始強盛起來。
鄭國商人巧計退秦師。公元前627年，弦高在滑國碰到秦國士兵，要偷襲鄭國，自己就親自前往秦國軍營，以鄭穆公名義犒勞秦軍，還派遣下屬去給鄭穆公報信。弦高能以一人之力為秦軍提供補給，并直接先斬后奏地代表鄭穆公，這不僅說明生意規模大，更說明他的政治地位較高。
孔子學生子貢，是一名商人，既得到孔子垂青，也得到各諸侯的國賓禮遇。你很難想象，漢唐宋明清的商人進私塾和廟堂會是什么情形。
越王勾踐的大功臣范蠡，辭職前往定陶經商。對于這些勛貴而言，經商是一條普遍認可的人生道路。漢唐宋明清的商達官顯貴們，辭官都是寄情山水，幾乎沒有經商的案例了。
如果說上述事例只是特殊個案，不能看出商業的廣泛和商人的社會地位，那么，我們來看看古籍文獻是怎么說的。
《韓非子·解老篇》：上有天子諸侯之尊，下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商人已經可以去天子諸侯進行類比了。
《史記》記載蘇秦的故事，蘇秦懷才不遇，兩手空空回到老家，遭到鄉親們的嘲笑，他們說，我們都是經營產業，賺取那十分之二三的利潤，你卻忘本去耍嘴皮子，活該失敗。
這些記載和典故，足以說明，春秋至戰國早期，商業的廣泛性和商人的社會地位，至少不輸于政治官僚。
關于春秋時期商業繁榮發展的例子，還有很多，可以說那是中國商業的萌芽和第一次飛躍。
這個商業發展的過程，與歐洲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有著相似之處。然而，中國商業的發展結局，卻與歐洲截然不同：歐洲政府的權力始終受到商業力量的限制，而中國的商業發展最終被納入到政府權力的管控之下，再也沒有出頭之日。
關鍵的轉變，在于戰國時期的秦國。
6秦國偏離歷史軌道
以公元前400年左右魏國的李悝變法為標志，強權國家更加明顯地成為大勢所趨。
商鞅變法是李悝變法的學生，但一直到商鞅變法之前，盡管各諸侯國的政治權力在快速上升，但諸子百家和商業發展延續著春秋時期的蓬勃狀態。
否則，就不會有前述《韓非子》和《史記》關于商業的表述了，也就不會有稷下學宮和呂不韋了。
魏國實行李悝變法后，成為中原霸主，屢戰屢勝。但是，魏國從來沒有想過一統天下，魏國的舊貴族、諸子百家學說和商業貿易，都在同步發展中。
因此，整個魏國的政治形態，依然是春秋時期的延續，國家權力無法一家獨大，始終有“神秘力量”的限制，它更像是一個軍事擴大版的春秋霸主。
但商鞅變法后的秦國，就完全不一樣了。
秦國與山東六國相比，有三個關鍵不同：
1、文化沙漠。
秦國本就是蠻夷，它的都城最開始是在雍城（陜西寶雞，靠近甘肅省），戎狄混雜，定都300年后，直到秦獻公和秦孝公時期，才遷都至西安附近。中原各國的知識分子幾乎都不入秦，孔子當年周游列國14年，到了秦國邊境上，無意西行，直接折返。
因此，它的文化十分貧瘠，本土意識形態權力十分脆弱，就是一張白紙。法家進入秦國，完全就沒有競爭對手。
比如在魏國，法家倡導集權，但儒道墨是都反對集權，強烈批判。
比如近代歐洲，16世紀的馬基雅維利、17世紀霍布斯的利維坦，都是向往強權的“法家哲人”，但是還有早期啟蒙主義、自由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形成了思想競爭。
但在秦國，沒有學說能夠挑戰法家，秦國實踐法家理論，沒有思想障礙，暢通無阻。
2、君主集權。
秦國有著長期的君主強權傳統，秦國國君可以用貴族活人來祭祀，并形成一項傳統，因此，秦國的政府最為集權，形式最為簡單，貴族勢力最弱小。
《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商鞅變法，是創舉，不是創新》
在春秋時期的二級封建化過程中，中原各國的國君遇害率較高，但秦國一位都沒有。秦國僅僅只有一位國君遇害（秦出公），還是在戰國中期。
3、商業薄弱。
秦國是一個游牧色彩濃厚的國家，農業僅限于關中平原一帶，經濟形式簡單，再加上中原各國的歧視，它與中原各國的交流極少，因此商業基礎最為薄弱。
于是，秦國與法家無縫對接，一套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合一、經濟權力被邊緣化、政治權力壓倒一切的政治體系，順利呈現出來。
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了國家權力不受任何社會力量控制的局面。
沒有經歷商業繁榮和文化滋潤的秦國，直接成為權力“暴發戶”。秦國的重農抑商、嚴刑峻法和愚民政策，無一不是這種極致權力的外在體現。
一個早熟的怪胎，就這么出現在中華大地上。
7秦國統一是個意外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所有的變法，只圖自強，無一是以統一為目的，即使是商鞅變法，秦孝公的想法也很簡單：恢復秦穆公（春秋五霸之一）的霸業。
很多想當然的中國歷史學家認為秦國統一天下，是大勢所趨和民意難違，他們的邏輯是：諸侯紛爭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中，人們盼望統一與和平。這種“國家統一出于人民意愿”的觀點是很成問題的。
只需一個論據就可以讓這種自欺欺人的觀點不攻自破。無論是文獻記載，還是考古說明，都在反映一個事實：即使到了統一已經明朗的嬴政時期，六國人民都不愿當秦人，而愿意當楚人、趙人……。
沒有任何的文獻和考古證據可以證明當時的人們心向統一，后人強加給當時的統一愿望，根本就是違反歷史規律的。很難想象，當時的農民和商人不去支持七國的和平共處，卻要支持為了統一而發動殘酷的全民戰爭，為什么要放棄眼前的和平日子去支持一個有失敗風險的統一戰爭呢？這已經違反了人性常識了。
實際上，秦國統一天下，是秦國這臺戰爭機器失控而導致戰爭性質發生改變的產物。
秦國順利實現權力壓倒一切的同時，把秦國改裝成了戰爭機器。
由于這套體系控制一切的超高組織效率，它在戰爭中極為有效。作為一個之前的二流國家，在商鞅變法剛實行的40年之內，與中原最強的魏國大戰16次，居然全部獲勝。
從公元前317年至公元前256年，各國有150萬人死于秦軍之手，如此大規模的傷亡，不僅給各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也帶來了極大的心理壓力。長平之戰后，所有國家都沒有膽量與秦國單獨交戰了。
嬴政出面統一六國，不過是負責收尾工作而已。
《從《英雄》到《大秦賦》：彩的謊言掩蓋不了血的歷史》
很多人都會想，六國都被秦國打得要滅國了，怎么還不實行秦國那樣的改革？非要這么等死嗎？
不要以為自己比古人聰明，不要以為自己比古人更懂時局。
非不為也，乃不能也。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把變革做到秦國那樣的變態程度。韓國的申不害變法、齊國的鄒忌變法，都比商鞅變法晚，但無一能夠做到秦國那樣的徹底。而且在六國看來，秦國那種玩法是一種奇葩與落后。
那是那句老話，國情不一樣，非人力所能為也。
最終，秦國這個變態狂和戰爭機器，逐一滅掉六國，統一華夏。
秦國，在一個很有限的經濟條件和很原始的文化基礎上，用壓倒一切的權力，得以將中國的廣袤土地擰成一體。代價就是，中國的意識形態思想和商人力量早早地停止了發育，而且一停止就是兩千年。
事實證明，這種粗糙和早熟，帶來的是災難性的后果。
秦朝二世而亡，短短20年間中國人口減半。此后的中國封建王朝，對這套權力壓倒一切的體制十分自信，穩定時期能帶來和平與繁榮，也能帶來高度同質化和低水平的內卷化；一旦體制崩塌，中國人口就迅速減半。
在全世界，沒有哪個國家的人口災難，能夠與古代中國相比，完全不是一個量級。
秦暉老師就對此感嘆：到底中國人之間有什么深仇大恨，在社會危機中發生這么兇狠殘酷的屠殺？他的答案是：那時的制度的確有某種問題。
《中國歷史上，何來如此深仇大恨？》
事實上，自古以來，權力壓倒一切的政治體制，最后都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權力失控的德國帶來了兩次世界大戰，二戰的日本，蘇聯的大清洗與解體，伊朗的倒退與貧窮，朝鮮的“二次元”文明……無一不是害人害己。
小結
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時而激動，時而遺憾，時而憤慨。寫完時，完全沒有以前結束文章的那種滿足感，只有一聲嘆息；也沒有那種酣暢感，很多話語如鯁在喉。
這個世界上，能夠給人帶來最大的愉悅和享受的，不是金錢，不是性，而是權力！能夠最快最大程度地腐蝕一個人的，不是金錢，不是性，而是權力！
權力就是一朵罌粟花，遠遠地欣賞，很美麗；近近地靠攏，很危險。可遠觀不可褻玩焉。
權力，必須被鎖在籠子里。（完）
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地位
春秋戰國時期，連年征戰，社會動蕩，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都發生了急劇的變革。由西周的“封邦建國”體制變為秦的中央集權大一統體制，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一次重大的社會轉型。這次社會大轉型，經春秋戰國500余年的逐漸積累，到秦朝終告完成。
據學者統計，春秋時期共有140多國，其中大國約有十幾個。經大國爭霸，進入戰國時期，除七強外，也還有十幾個小國。在兼并過程中，華夏族與四周當時被稱為蠻、夷、戎、狄的許多小國和部族漸次合并、融合。這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一次重要的民族大融合，為秦漢帝國的統一奠定了基礎。
法家學說的意義與局限
長期以來，秦的統治者一直視民眾為國君實現富國強兵的工具。商鞅列“誠信”為六虱之一，韓非視“不欺之士”、“貞信之士”為無能、無用之人。在他們看來，只要依法令、行刑賞，民眾自會跟從而供其驅使。
《商君書》是戰國時期商鞅一派法家著述的匯編。其中的《靳令》《弱民》《去強》等篇，論述了君主如何去驅使民眾以達到富國強兵、稱王天下的目的。
《靳令》云：“國貧而務戰，毒生于敵，無六虱，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于內，有六虱，必弱。”何謂“六虱”呢 “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孝悌；曰誠信、貞廉；曰仁、義；曰非兵、羞戰。”
《弱民》篇云：“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以刑治民，則樂用；以賞戰民，則輕死。故戰事兵用曰強。民有私榮，則賤列卑官；富則輕賞。治民羞辱以刑，戰則戰……利出一孔，則國多物；出十孔，則國少物……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弱，國強；民強，國弱。”
《去強》篇：“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
法家學派《商君書》公然鼓吹馭民五術：愚民（統一思想，俗稱洗腦）、弱民（強制大家庭拆散為小家庭）、疲民（勞役繁重，使民疲于奔命，無瑕他顧）、辱民（互相檢舉揭發）、貧民（賦稅沉重，溫飽問題，勉強生存）。五者若不靈，殺之。剝奪其財產、奴化其思想，目的是把人民培養成供統治者驅使的奴才、鞏固君主的統治。
《商君書》的《境內第十九》是個獎勵軍功細則，以殺敵人頭數量作為獎賞標準。“其戰，百將、屯長不得，斬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論，百將、屯長賜爵一級。”（百將、屯長在作戰時如果得不到敵人首級，是要殺頭的；如果得到敵人三十三顆首級以上，就算滿達到了朝廷規定的數目，可以升爵一級）“能攻城圍邑斬首八千已上，則盈論；野戰斬首二千，則盈論；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將盡賞。行間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為上造也；”（軍隊圍攻敵國的城邑，能夠斬敵人首級八千顆以上的，或在野戰中能夠斬敵人首級兩千顆以上的，就算滿了朝廷規定的數目，所有各級將吏都可得到賞賜，都可以升爵一級。軍官舊爵是公士的就升為上造）
史學家張蔭麟在論述法家思想的特點和實質時說：法家和其他一切學派有一根本異點。別家講政治總是站在人民的一邊，替全天下打算。法家則專替君主打算，即使顧及人民也是為著君主的利益。法家的職業本來是替君主做參謀。視民眾為君主富國強兵之工具，其結果自然是橫征暴斂、役民無度，且被秦始皇發展到極致。
秦朝統一的意義與局限
秦朝統一，建立了強有力的中央權威，結束了春秋戰國時期500多年的分裂割據與戰亂不斷的局面，實現了國家統一、國內和平安定，有利于維護社會公共秩序、維護民眾生命和財產安全，有利于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也有利于抵御外敵（周邊蠻族）入侵或者對外擴張，捍衛（擴展）華夏民族的生存空間（生存資源）。
秦實行的“人頭獎勵政策（按殺敵人頭數作為依據獎勵軍功）”，導致秦軍屠殺俘虜和平民，徹底把秦軍打造成毫無人性的野蠻之師。秦始皇統一中國的代價，是22場大戰，斬首181萬。這個數字，還僅僅是有據可查的。公元前331年，秦敗魏，斬首8萬；前312年，秦破楚師于丹陽，斬首八萬；前307年，破宜陽，斬首六萬；前301年，敗楚于重丘，斬首二萬；前300年，攻楚取襄城，斬首三萬；前293年，大敗韓魏聯軍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前280年，攻趙，斬首二萬；前275年，破韓軍，斬首四萬；前274年，擊魏于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前260年，大破趙軍于長平，坑卒四十五萬；前256年，攻韓，斬首四萬；又攻趙，斬首九萬；前234年，攻趙平陽，斬首十萬……遍翻秦朝統一六國的歷史史料敘述，最常見的詞匯就是“斬首”、“斬”、“坑”、“屠”、“屠城”、“屠滅”等。
“計秦及山東六國，戎卒尚有五百余萬，推民口數，當尚千余萬。及秦兼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殺傷三分居二。”按照皇甫謐的測算，秦國吞并六國的戰爭，使得天下人口折損了三分之二。如果這個數據是確切的，那么秦滅六國的歷史，就是一場效率超過所有現代種族滅絕的大屠殺。據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早前的估算：在戰國初年時，中國人口數量應在2700至3000萬之間，而到了西漢初年，登記在冊的民眾人口僅為 1500萬左右。
世界上多次出現過文明民族被野蠻民族征服的歷史事件，從東方的秦滅六國、蒙元和滿清征服中原，穆斯林對西亞、北非、中亞、東南歐的征服，到西方的古羅馬毀滅古希臘文明、日耳曼人滅掉古羅馬文明，都是驚人的雷同：靠的都是血腥的殺戮政策，把士兵變成戰爭的機器。
秦制的“理想國”與“巨嬰國”：民弱則國強，民愚則易治
作者：小炒君 源自微信公眾號：小炒記
秦至清的2000年歷史，就是一部“秦制歷史”。
教員有云：“百代都行秦政制。”近代學術大V梁啟超直言：“中國兩千多年的制度，猶秦制也。”在古代，則有北宋政治家兼大儒歐陽修暢言：“自漢以后，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于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
所以，中國兩千年的帝制時代，其政治體制和社會結構的基本模式，都沿襲秦。歷代王朝興亡交替，盛極而衰，但秦制不變。
1.秦制的特征
秦制的核心，就是提高政府對國家資源（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控制能力和汲取能力。為達到這點，它需要一個關鍵步驟：社會原子化。
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晚清史》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中華帝國有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就是它能用一個很小的官員編制，來統治如此眾多的人口。”皇權不下縣是其中的直接原因，但皇權為何不下縣就可以建立穩定統治呢？
答案就是上面提過的社會原子化。
皇權政府將社會打散成“原子化”狀態：消滅一切民間的中間組織，再把民間散沙化。就這樣將民眾分割成一個個陌生的、彼此漠不關心的封閉個體，每個人在社會里都是一座孤島，這樣每個單獨的個體直接面對政府，無力抗衡，只得乖乖服從。因此只要政府不胡來、不內訌，就能維持一個穩定的統治狀態。
但是，這種社會原子化是反人性的，人有兩個天性：生而自由、天然群居，沒有人心甘情愿被管控，沒有人愿意生活在一個冷漠而孤獨的社會里。因此，若沒有外力的強制，社會原子化是不可持續的。這就決定了秦制從一開始就站到了民眾的對立面。
這種強制外力，一般來自兩方面：
1、弱民。
國家加大對民眾的壓榨，強大政府的同時，將民眾的生活始終維持在貧弱狀態，力量的此消彼長之下，民眾更加懼怕和服從國家。
2、愚民。
控制和閹割民眾的思想，用各種錯誤的信息和錯誤的邏輯，來給民眾打造錯誤的認知，避免他們覺醒的同時，使他們“心甘情愿”地感恩和膜拜政府，從而“自愿”接受命運的安排，并且天真地認為這還不錯。
編戶齊民（戶籍制）、“國富而貧治，民愚則易治”、“利出一孔”，都是秦制為了追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實行的社會原子化策略。
通過這個步驟，最終實現全國資源操于政府之手，全天下的人都是服從者，全由政府說了算。在社會結構上，就是權力壓倒一切，表現為“一個強大到極點的政府、一個萎縮到極點的社會以及一群沉默到極點的個人。”
對于政府而言，這就是“理想國”，一切為它所有、由它說了算，沒有比這更爽歪歪的事情了。對民眾而言，這就是“巨嬰國”，任憑他人驅使奴役，喪失自主意識，還得對別人感恩戴德，實在是“被人賣了還得替人數錢”。
因此，在秦制社會里，政府的成功，建立在民眾的失敗之上。民眾通常對國家前途充滿信心，但對個人前途充滿悲觀。
秦制并非中國獨有，羅馬、波斯、18世紀法國、法西斯、蘇聯都出現過，但只有中國將之延續了2000年、完善了2000年。
我們先從它的源頭——秦國說起。
2商鞅：官民對立的祖師爺
秦制為何會在秦國橫空出世，而不是六國？這個原因小炒已在《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商鞅變法，是創舉，不是創新》和《早熟的中國大一統：權力壓倒一切》這兩篇文章中詳細論述。
核心意思就是，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都不是原創，而是六國在變法過程中均實驗過。至于為什么變法獨在秦國生根發芽，而在六國人亡政息？這與秦國獨特的歷史環境有關：文化沙漠導致法家思想易于接受、君主集權與貴族弱小的傳統、商業薄弱導致社會結構簡單。
單單看變法措施，商鞅變法與六國變法并無多大區別，大家津津樂道的郡縣制、軍爵制、戶籍制、土地制、打擊貴族，都在六國實施過，商鞅的實施策略并無新鮮之處。但商鞅變法的核心思想“獨樹一幟”：
商鞅變法第一次將國家與民眾對立起來，國家的富強建立在百姓的貧窮與愚昧之上。
所謂路線錯了，書讀得越多就越反動，商鞅就是典型例子。
戰國時代，各國紛紛變法圖強，加強君主集權，提高對國家資源的汲取能力，以應對激增的戰爭支出，詳見《財政眼中的帝國興衰（一）——春秋戰國》。但是，那個時候流行于六國的是“民惟邦本”、“民貴君輕”、“立君為民”這樣的民本思想，傳播范圍最廣的儒道墨，都凸顯出濃厚的民本思想，六國變法沒有一個公然拋棄這個底線。
即便是法家，也不是一開始就是商鞅變法的那個法家，而是有齊法家、三晉法家，它們都強調禮儀、道德的重要性，而且不排斥商業，民眾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并沒有被漠視。
只有商鞅變法，公然背棄民本，將民眾放在國家的對立面，君主集權、國家富強，就得想發設法防范和管控民眾。
張金光就在其代表作《秦制研究》寫道：“國家-社會-民眾的對立格局是當時社會階級機構的基本特點。”
商鞅是衛國皇族，游學于魏國，自然知道民本的重要性。他三次拜訪秦孝公，第一次推銷少干涉、追求自然和諧的圣人之道，“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第二次推銷仁政、道德禮儀的王道，“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直到第三次拿出了君王喜好的霸道，即所謂“強國之書”，秦孝公終于“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
于是，商鞅把六國變法的內容全拿過來，進行了秦國化改造：去掉其中的民本思想，一切以服務于君王需求為準則。劍走偏鋒的商鞅，不知不覺走上了民眾與君王對立的激進改革之路。
比如變法的重要措施“利出一孔”，這本來自于齊國管仲的《管子·國蓄》：
“利出于一孔，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
百姓的出路太多，不利于國君的控制，如果百姓只有一個獲利的渠道，君王只需要控制這一個謀生渠道，就可以壟斷財富的分配和人力物力財力的有效調配，就能隨心所欲地支配治下的民眾。百姓的出路全由君王決定，百姓自然視君王為父母，感恩戴德。
但是，《管子》雖然提出了“利出一孔”的秦制措施，但書中不斷強調“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的民本思想。因此，管仲變法后，齊國雖然加強了國君的控制力，但實行了“重商”的惠民政策，這與秦制背道而馳。
但商鞅變法，全盤吸收了“利出一孔”的政策，卻全然放棄了民本思想，反而玩起弱民、貧民的愚民政策。
弱民、愚民，自商鞅伊始，又經韓非子發揚，荼毒人心。
3步入邪惡：民弱則國強
商鞅有一套自己獨特的強國邏輯：“國富而貧治”、“民弱，國強；民強，國弱”。
首先，經濟上弱民。
“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將“弱民”看做是‘國強’的第一要務，這番開天辟地的“民弱論”，讀起來實在令人毛骨悚然、難以置信。商鞅的理由是：
“民貧則力富，力富則淫，淫則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則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則農不偷。農不偷，六虱無萌。故國富而貧治，重強。”
民眾貧窮了，就有動力去奮斗，但如果他們富裕了，就會有其他念頭，不好控制。因此，國家富有，但讓百姓長期保持貧窮的狀態，就可以讓國家強上加強。
堂而皇之地強調“弱民”必要性的同時，商鞅也毫不掩飾變法的反人類性質：
“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弱，國強；民強，國弱。”
政策背著民眾來，民眾就弱；政策順著民眾來，民眾就強。民眾弱，國家就強；民眾強，國家就弱。所以，政策就得“逆民心”，只有違背民心才能從根本上強國。
總之，商鞅處處都將民眾與國家對立起來，雙方是一種“你弱我就強”的彈簧關系，而不是“福禍相依”的共生關系。
商鞅為了“弱民”，出臺了一系列編戶齊民、嚴刑酷法、重農抑商、告密制度等政策，要將秦國徹底原子化。秦國民眾的糧食，除了維持生存的口糧，其他的全部上繳；農閑時期，官府幫你安排得滿滿的。一年365天，種地、徭役、兵役，幾乎沒有休息，你還不敢偷懶，人口普查、保甲連坐，鄉里鄉親和官府把你看得死死的，一旦不聽話就是嚴刑伺候。
可謂將民眾壓榨到極致，但也不會讓你餓死或過勞死，得讓你一輩子活著當韭菜啊。這就是“國富而貧治”，將民眾始終維持在貧弱狀態，成為隨時待割的韭菜。
但是，這種明顯與民眾需求相悖的政策，怎樣才能延續下去呢？
任何一項大破大立的社會改革，必然要得到大多數民眾的認可才能推行、才能延續。出臺政策容易、執行和落實政策難，所以，自古以來，社會轉折性的改革，往往都先需要進行思想革新。孫中山鬧革命，必須宣傳共和理念；俄國十月革命之時，馬克思主義已在俄國廣泛傳播30年；日本明治維新，荷蘭傳入的西方文化“蘭學”，已在日本流傳了200多年；中國改革開放，先要進行“真理大討論”。
先進改革需要先進思想，落后改革自然就需要落后思想：商鞅要消滅思想，不讓民眾思考。
“民愚則易治也”，文化上愚民，那就是杜絕民眾的思想追求，只需要考慮生存就行。
“民愚，則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則巧有余而力不足。”
民眾愚笨，這樣就會有力量（君王就可以利用）。民眾聰慧，這樣就會變得智慧充足，而力量不足。
為了實現“民愚”，商鞅主要從兩方面著手：
1、消滅思想。《商君書》多出提到要消滅“六虱”，所謂“六虱”，就是詩書禮儀仁智信這些東西【六虱 ：日禮、樂；日《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這本屬于人性和文明的基本要求，但商鞅將之看做是危害國家的東西，必須鏟除。
“國貧而務戰，毒生于敵，無六虱，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于內，有六虱，必弱。”
國家窮而一定從事作戰，既可以損害敵國，也可以保證本國沒有六種像虱子一樣有害的東西，國家一定強大。反之，國家富足而不作戰，民眾生活安逸了，就會去追求“六虱”這些東西，國家就一定會變弱。
2、消滅言論，不讓民眾隨議論。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后民莫敢議令。”
反對變法就抓起來，贊成變法就流放。反對不可以，唱贊歌也不可以，明擺著就是不讓你說話，只需執行即可。
《商君書》那些聳人聽聞的“弱民”、“愚民”言論層出不窮，讀起來實在是需要莫大的勇氣。這該是內心么邪惡的人，才能想得出的法子啊。
現在，有一些恬不知恥的作者，諂媚權力，為了給商鞅洗白，就說“所謂弱民，削弱的不是普通勞動人民，而是可以在中間吸血的豪強。”但是，翻遍《商君書》的原文，沒有任何原話可以表示“弱民”弱的是豪強。
對《商君書》遍布的“弱民就是要弱民眾”言論視而不見，非要牽強地偷換概念，這些作者，強行捏造，真的是壞透了。
“弱民”、“愚民”之后，民眾就成了一個個會說話的工具，剩下的任務就是把他們組織起來、調動起來。那么，該怎么做才能把百姓給管起來呢？商鞅說：
“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
如果用善良的人來治理奸詐百姓，必然天下大亂。如果讓心狠手辣、厚顏無恥之徒來治理善良百姓，國家就會越來越強。
于是，編戶齊民、嚴刑酷法、告密制度，社會原子化+嚴密管控，商鞅就像養豬一樣，把民眾圈養了起來，隨時被屠宰。
然后提出軍爵制的“利出一孔”，民眾只有通過上陣殺敵立戰功，才能封官進爵。這樣，通過“利出一孔”形成的國家動員的民眾積極性，就十分充沛了。
“無以外權任爵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國安不殆。”
不要用戰功以外的其他渠道授予官爵，這樣民眾就不會重視學習，專心務農。民眾沒有學問，就會變得愚鈍，愚鈍了就不會與外交往，國家就會更加安全不會滅亡。
你看，“利出一孔”與“愚民”是相輔相成、渾然一體的。最終，“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愚民”只知種地打仗，不知學問知識，這完美符合商鞅設計的系統，社會徹底喪失多元化的可能。
至此，商鞅汲汲追求的“理想國”，是徹底的“愚民弱民”，造就完全的文化沙漠，思想真空。很難想象，一個國家的強盛，是建立在民眾的貧窮和愚蠢之上的，邏輯上不成立的事情居然在現實中出現了。
80年后，荀子巡游秦國，“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百姓質樸憨厚，非常害怕官吏而十分順從，這就是長時間馴化的結果。
4韓非子：民眾就是巨嬰
反民智、愚民最徹底的，還不是商鞅，而是比他晚100多年、號稱法家集大成者的韓非子。
有人說，商鞅愚其國，韓非愚其民。
將民眾比作嬰兒的第一人，就是韓非子：
“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
不懂得如何治國的人一定會說:“要順應民心。”但是，假如順應民心真的可以治理好國家，那么像伊尹、管仲這樣的人才也就沒有用了，只需要聽從民眾的意愿就可以了。可見，民智是不可以采用的，因為它就像嬰兒的想法一樣不靠譜。
當韓非言之鑿鑿地宣稱只有違背民心才是從根本上為民眾著想時，實乃驚世駭俗。實際上，法家或者說秦制的理念，從來不是民眾，而是控制民眾。韓非子的這段話，無非是為君王單方面控制民眾來強行尋找理由罷了。
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韓非子并非不相信民智，而是懼怕民智開啟對君主的威脅。
“古者黔首俯密蠢愚，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聽。”
古代的民眾勤勉而愚蠢，因此比較好糊弄。現在的民眾心眼多而聰穎，總想著為自己盤算，不肯聽從君主命令。
商鞅認為民眾不需要大腦思考，只管埋頭苦干就行。韓非子更進一步，認為無法杜絕民眾的思考，因此需要灌輸和改造民眾的思想，使之符合君主控制的要求。
因此，當韓非子意識到“今民儇诇智慧”時，提出了思想改造，將之打回到“嬰兒”狀態。
首先，清除五種人：學者、言談者、帶劍者、患御者、商工之民，稱之為“五蠹”，五種社會蛀蟲。這些人有資源或學識，自由慣了，與君主需要背道而馳，因此必須除之而后快。
然后，教育六種人：畏死遠難之人、學道立方之人、游居厚養之人、語曲牟知之人、行劍攻殺之人、活賊匿奸之人。 這六種人，是社會輿論所贊美的，他們有自己的想法，懂得維護自己利益，但他們的做法不符合君主控制的需要，因此需要加強教育。
最后，獎勵六種人：赴險殉誠之人、寡聞從令之人、力作而食之人、嘉厚純粹之人、重命畏事之人、挫賊遏奸之人。這六種人，是社會輿論所詆毀的，民眾從私利出發稱贊前六種人，鄙視后六種人，實際上后六種人有益于國家，他們服從君王命令，為國家創造財富，忍耐順從，因此君主需要尊重和獎賞這些人。
消滅一批、教育一批、獎勵一批，三管齊下，對社會輿論和民眾思想進行改造。
但是，獎勵的這六種人是反人性的，民眾很容易反彈回到“五蠹”和前六種人，這個時候就需要重拾商鞅的愚民政策，將民眾維持在“嬰兒”狀態。
“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禁止“奸邪”的辦法，最重要的是禁止他們的思想，其次是禁止他們的言論，再次是禁止他們的行為。以此達到“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的凈化狀態。
最終，韓非子心中的“理想國”是：“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這里沒有經典書籍和先王遺訓，只有君主控制下的律法和官僚。韓非子已經將將“愚民之治”抬舉到了“明君之道”。
讀到這里，你還會認為法家是法治的先聲嗎？還是別侮辱“法治”這兩個字了，連基本的人性都沒有，談何法治？
對于民眾，韓非子希望他們腦中除了君王要求的思想外，沒有其他任何思想，始終保持在“嬰兒”狀態。身體和年齡在增長，但思想停滯不動了，始終停留在最初相信的那一套（帝王思想），這就是“巨嬰”。
為了滿足皇權一己私欲，韓非走向“愚民”“反智”的極端，將自己鑄造成了一個思想酷吏。對此，余英時在《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中痛心疾首：
“兩千年來，韓非對于中國人政治生活的影響，遠超出一般的常識了解之上，其余禍可謂深矣、遠矣、巨矣。”
而這本書的開篇之語是這樣的：
“中國的政治傳統中一向彌漫著一層反智的氣氛；我們如果用“自古已然，于今為烈”這句成語來形容它，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這種反智與愚民，經商鞅破天荒提出，再由韓非子發展和完善。秦始皇讀到韓非子的著作，長嘆：“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明朝吏部侍郎趙用賢則云：“三代而后，申、韓之說常勝。世之言治者，操其術而恒諱其跡。”
明明用商鞅、韓非之道治國，但又心虛不敢承認，只好用其他學說（比如儒家）做招牌，這種“掛羊頭賣狗肉”，是中國兩千年秦制時代的常態。
小結
關于秦制，曾有經典評論：除了皇權，全天下都是失敗者。秦制將民眾與皇權政府對立起來，視作一種敵對關系，防民如防賊，用民往死里用，皇權爽了，自然天下百姓就遭殃了，物質和精神雙雙被閹割。
正所謂變法圖強的秦國越來越強大，壓力山大的秦人也快活不下去了。
（完）
外敵入侵與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
自西周起，戎族開始威脅中原王朝，周幽王烽火戲諸侯后，犬戎部落攻陷鎬京，迫使平王東遷。
戰國時林胡、樓煩多次侵擾趙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驅逐林胡、樓煩，在北邊新開辟的地區設置了云中等縣，筑趙長城。林胡、樓煩北遷融入新崛起的匈奴。在戰國末期，趙國大將李牧曾大敗匈奴。
公元前215年，匈奴被秦將蒙恬趕出河套地區。
秦末漢初，匈奴強大起來，屢次進犯，對西漢政權造成了極大的威脅。
匈奴控制西域，阻斷漢朝與西域、中亞西亞地區的經濟文化交往。
開拓疆域的局限·漢匈戰爭
第一階段：
從漢高祖七年（前200年）至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這一階段采取了妥協的和親政策。漢文帝時，“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
第二階段：
從漢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馬邑之戰開始，至漢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的漠北之戰結束。
漢武帝的元朔二年（前127年），衛青，李息出取得河南之戰勝利，奪取河套地區，漢朝設置朔方郡。次年，又派遣校尉蘇建率領十萬人興筑陰山北麓的長城。同年開始修筑長城。
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出隴西，殲滅渾邪王的部隊，取得了河西之戰的勝利，獲得隴西，設置涼州四郡。
元狩四年（前119年）霍去病率軍北進兩千余里，與匈奴左賢王部接戰，殲敵七萬人，俘虜匈奴屯頭王、韓王等3人及將軍、都尉等83人，乘勝追殺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國北部的肯特山）。史稱“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翰海，執鹵（虜）獲丑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
元狩六年（前117年），霍去病病逝，年僅24歲，一生六擊匈奴，斬俘敵12萬余人，收降4萬余人。
第三階段：
漢朝經歷多年對外戰爭，耗資巨大。漢武帝晚年曾發表著名的輪臺之詔，第三階段從漢武帝太初二年（前103年）的浚稽山之戰開始，至漢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
漢武帝太初二年（前103年），趙破奴率領漢軍攻打匈奴，被匈奴所圍，全軍覆沒。
漢武帝天漢二年（前99），李廣利攻打匈奴，慘敗，六七成的漢軍將士被殺。
漢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李廣利率軍深入漠北，漢軍全軍覆沒。至此，漢朝暫時停止對匈奴的攻擊。匈奴得以重新掌控漠北。
前33年，漢元帝以王昭君嫁與呼韓邪單于，是為昭君出塞。
長城很偉大，但你是修長城的人
公眾號：小炒記
先講個事情：巴黎戀人，這不是電影名，而是一個網友的網名。
“巴黎戀人”是一名小粉紅，她的微博充滿了正能量。
但是天有不測風云。半年后，這個女孩得了乳腺癌，住進醫院的她，才知道現實的窘迫，沒有錢就要被醫院攆走，還要遭受醫生的白眼，甚至冷暴力。她的畫風突然一轉，開始抱怨國內的醫院，感嘆中國的醫療任重而道遠了。
最后，她不得不發起了水滴籌。并且好像明白了一些道理。
其實很多網友都是這個德行，用愛國來道德綁架，從不替別人著想，罵起同胞可狠了，只有當自己遭遇到不公不幸時，才大喊抱屈，才會放棄那些虛幻的宏大概念，回歸到切身利益的訴求。
1、炮灰的腦嗨
問兩個問題：
1、有一個王朝，前五十年休養生息，人口翻倍；后五十年民生凋敝，人口減半。你更喜歡哪個時期？
2、有一個王朝，前五十年韜光養晦，政局動蕩；后五十年開疆拓土，國威遠揚。你更喜歡哪個時期？
實際上，這兩個問題是同一個王朝：西漢，前五十年是文景時期，后五十年是武帝時期。不同的問法，得到的答案完全不同。
但如果你問一個人：你愿意生活在武帝時期還是文景時期？很多人會不假思索地選擇武帝時期。
你問他為什么？他會脫口而出：打匈奴、通西域、尊儒術，王朝巔峰，這是何等的榮耀時刻！
他全然不知也不愿知道武帝時期的百姓，生活每況愈下，流民四起，國家處于崩潰的邊緣。史書記載，“海內虛耗，戶口減半”、“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
但你還沒法反駁他，“沒有武帝的雄才大略，五胡亂華就會提前上演，你愿意成為匈奴人的‘兩腳羊’嗎？”
如果你繼續追問：“也就是說，你更希望自己生活在武帝時期，犧牲自己照亮后人，是嗎？”他沒有正面回答，而是念出那段倒背如流的陳寶國版電視劇《漢武大帝》開篇序幕：“他建立了一個國家前所未有的尊嚴，他給了一個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國號成了一個偉大民族永遠的名字。”
他更喜歡武帝時期，因為他始終是站在國家的宏大視角去考慮問題的，彷佛自己就是皇帝，睥睨天下，而不是“起為盜賊”的百姓。因此他不會思考到，如果自己生活在武帝時期，很可能陷入赤貧，家破人亡。他更不會知道，單單一個匈奴怎么可能把大漢折騰到如此境地？
最近的文章《秦國明明很強大，但為何無人愿意當秦民？》，就有讀者留言：沒有秦國的大一統，現在都不知道你是不是中國人？（我數了數，他加了9個問號）。但他不會思考到，秦國百姓和六國百姓都不愿意做秦人，紛紛逃離秦國的統治。他也不會想到，秦朝統一后，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就使得中國人口從4000萬降低到1500-1800萬，損失55-62.5%的人口。他更不會知道，商鞅變法之前，列國紛爭，但中國總人口在戰國中期達到4500萬的高峰，不減反增。（上述數據都來自于葛劍雄《中國人口史》）
他自己如果生活在商鞅變法之后的秦國或秦朝，不僅是一個會說話的工具人和螺絲釘，而且生命都得不到保證。
這就是很奇怪的邏輯：長城讓他很自豪，但他就是修長城的人；金字塔讓他很激動，但他就是搬磚的人。明明是炮灰，卻天天對著大炮喊“烏拉烏拉”。
俗稱炮灰的“腦嗨”：雖然被利用，但總覺得自己在參與一項偉大的事業。
他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秦國百姓，而是秦國的“操盤者”：秦王身邊的近臣甚至是秦王自己。除非他穿越到秦國或漢武帝時期，去親身體驗百姓的一日三餐，才有可能改變觀點。
2、國家人格化
國家是想象的共同體，組成這個國家的一個個人，才是具體的、真實的。但是，很多人忽視個體的當下直接感受，用一種很宏大的敘事，將國家人格化，用國家成就取代個體利益，將國家成就擬人化為與自己息息相關。這個國家成就，既包括當下的，也包括歷史的。
說中國，喜歡說人口紅利的“紅利”，不喜歡說“人口”，用一個冷冰冰的數據代替了勞動者的辛勤付出。勞動者吃得怎么樣？住得怎么樣？不提。仿佛他能獲得“紅利”、不是“人口”。
說歐洲，喜歡說他們分裂，落后的中世紀一千年，跟我們的漢唐盛世相比，差得太遠。
說美國，區區兩百年歷史的“乳臭未干”，豈能與我五千年文明古國相提并論？
說日本，區區島國，曾是我國的學徒，而且現在連個軍事主權都沒有，GDP早就被我們超過，是發達國家又有什么用？跟我們比還是差得遠。
說俄羅斯，GDP跟我們的一個廣東省差不多，真是敗家玩意。
幾乎所有的敘事結構，都是跟自己不相關的宏大敘事，很少涉足微觀層面的個體生活。比如，外國的豬肉價格如何？福利制度怎樣？假期多不多？
法國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以一個糕點伙計為例，說明了這種“腦嗨愛國”。這個伙計一無所有，卻總是擺出一副熱愛祖國的樣子。于是，一位鄰居就問他：
“你說你的故鄉，你的祖國，指的是什么呀？是你那座烤爐嗎？是你自出生后就再也沒見過的那個村子嗎？是你那兩位破了產弄得你只好去做糕點來謀生的父母住過的街道嗎？是你永遠也當不上那里警衛官的一名小書記的市政廳嗎？是你在那里永遠也當不上一名抱蠟侍童而一個愚蠢的人卻做了總主教和公爵有兩萬金路易年俸的那座圣母院大教堂嗎？”
糕點伙計喜歡談論自己夠不到摸不著的虛無縹緲的東西，卻無力改變自己的窮困生活。
當很多人無力改變現狀時，這種宏大敘事的確能很大程度上滿足人們的虛榮心，產生一種風景這邊獨好、星辰大海的幻覺。所以，大家細心觀察就會發現：
習慣將國家人格化、關注宏觀成就的，往往是工作生活不如意之人；相反那些對生活充滿信心的理性之人，偏好關注民生領域和文化領域。
所以，一個發展的社會，商業化氣息和人文氣息較濃，民族主義邊緣化；一個衰退的社會，失意之人增多，形成大量的“烏合之眾”，導致民族主義沸騰，民生容易被忽視。比如，魏瑪共和國是德國的文化高峰，但隨著經濟危機的來臨，納粹主義迅速升溫。
但是，國家人格化并不會持續帶來心理滿足，如果時間一長，個人境遇并沒明顯改觀，他們就會陷入一種“精神分裂”的思維怪圈：
對國家前途信心滿滿、對個人命運充滿悲觀。
這種奇怪的思維，不禁讓我想到瓊瑤劇的那句雷人臺詞：愛情比腿更重要。
因此，看待歷史時，這些人會下意識地代入皇帝視角，關注跟自己不相關的宏大成就，缺少具體的人文關懷，這會讓他們獲得非常大的心理滿足感，來不斷彌補生活的失意。
他們沉醉于秦國的赫赫戰功和滅六國的豐功偉績，卻渾然不知秦人逃離秦國和六國百姓不愿當秦人的現實，以及人口下降的災難。
他們崇拜成吉思汗空前絕后的開疆拓土，卻不愿面對蒙古鐵騎毀滅文明的累累白骨；
明朝的網文詞“不割地、不賠款、不稱臣、不和親、不納貢、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讓他們熱血沸騰，卻選擇性忽視朱元璋開倒車的文明退化以及明朝百姓的嚴厲束縛，還有明朝皇族的荒淫驕奢和欺壓百姓的程度之高，仿佛不存在。
這些君王的豐功偉績，背后往往是屠殺和奴役。在“腦嗨”的眼里，自己是君王，而不是被屠殺和奴役之人。
3、區分國家與個體
國家、民族不是一個空洞抽象的字眼，而是有著具體的現實權利和利益。因此，國家的含義絕非一種簡單的文化心理，而是一種強烈的現實意義和政治意義。對一個人而言，“國家民族”本身沒有意義，因為自己成為其中一員并事關自己切身利益，才有了意義。
但是，在很多時候，國家行為并不能代表個體，甚至是違背個體利益的。
霍爾巴赫說過：“當你和你的同胞們陷在暴政的鐵蹄之下時，絕不要悲傷，因為那是它對于你而言已不再是祖國而是經是一座監獄。”昭和青年顯然不懂這句話，淪為日本帝國的炮灰。
1949年，國際社會簽訂《關于戰俘待遇之日內瓦公約》，明確規定：戰俘在任何時間均須受人道的待遇和保護，不得施以報復性措施；戰事停止后，應立即釋放或遣返戰俘，不得遲延。這么規定的理由是：
戰爭是國家政治動員行為，不代表士兵的個人意愿，必須區分對待。
實際上，將國家（政府）與民眾區別對待，是一種共識。中國外交部也一直強調，美國政府與美國人民、日本政府與日本人民是不一樣的。
但很多人并不能很好地區分出國家與個體的行為。他們不僅把本國人格化，還把外國人格化。
比如，一部分美國政客對中國不友好，一些國人就把這些政客與美國民眾劃等號，無視每位美國人的個體性，認為全美都不是好東西。這就導致出現下面這樣的丟人場面：
新鄉暴雨，受災人不抱怨救災不及時，反而祈禱暴雨去淹美國。
還有日本，面對日本的侵華歷史和一部分右翼政客的反華行徑，民間輿論就把日本民眾也妖魔化，甚至認為“原子彈炸少了”，彷佛全體日本人都是“鬼子”。
前不久，就有一位浙江大媽，在商場追著一名日本女子罵：滾出中國去。國人在網上針對此事的評論，基本是一邊倒地批評大媽不理智。
這種不理智的國家人格化，不僅傷害著無辜外國人，也極大損害著本國同胞。
2012年因釣魚島爭端爆發打砸日貨事件，日系車主李建利，被人用摩托車的U形鎖連續猛砸頭部，落下終身殘疾，右側肢體癱瘓。
遠的不說，就說最近的，只要有人報道國內的“壞消息”，比如河南暴雨落難現場、棄嬰買賣、執法不公，這些都是事關人命的大事，但總會被扣個帽子：境外勢力利用、美國打錢了、別有用心，甚至被網暴。
這種畸形心理，實際上就是得癌癥之前的“巴黎戀人”的折射：“關心”國家，但不關心甚至仇視一個個真實的同胞。持這種觀念的人，自然會高呼秦國和秦始皇的偉大，而眼里沒有秦人和六國百姓；對外國品牌的辱華行為反應強烈，但對十幾年都沒有解決的國產奶粉問題視而不見。
4、愛國先愛人
啟蒙泰斗伏爾泰在《哲學詞典》中對“祖國”這樣定義：
“故鄉、祖國到底是什么呢？是否就是隨便一塊土地，主人舒舒服服住在一院整整齊齊的住宅里，可能會說：我耕種的這塊田地，我蓋的這院房子都是屬于我的。我在這里生活，受到任何蠻橫專制的家伙也不能違反的法律的保護。當其他的人也像我一樣擁有田畝和住宅，為了他們大家的共同利益集合在一起，我便在這個集會中占有一票，我便是整體的一部分，共同體的一部分，主權的一部分；這就是我的家鄉，我的祖國。”
這就很清楚地表明，祖國是使人民獲得利益和幸福的地方。一個國家，是由他的所有公民構成，公共利益也是有所有個體利益構成的。國家是虛幻的，是想象的共同體，只有公民個體才是真實的存在，國家和公共利益的根本出發點是個體，而不是相反！
霍爾巴赫就一語道破：“公民只是由于幸福這條紐帶才和社會、祖國連接在一起，如果公民的自由、財產、安全消失了，祖國也就不存在了。”
不僅西方思想這么認為，中國古代傳統思想也持這點觀點。諸子百家的“民惟邦本”、“民貴君輕”、“立君為民”這樣的民本思想，都指出“民”才是根本和目的，孟子更是進一步指出，不行仁政，人民有權推翻政權。
只不過，秦國滅六國后，秦制政權都孜孜不倦地追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不斷改造中國人的思想，抬升國家地位、弱化民眾地位，2000年的熏陶下來，“國在前家在后”已是根深蒂固。
我們現在提倡的“為人民服務”，就是一種撥亂反正和常識觀點的回歸。
但是，就這么一個常識，很多人直到現在都是執迷不悟：堅持用集體利益綁架個人利益，不惜犧牲個體利益，最后得益的只是少部分人。
這種反常識的流行，除了歷史原因外，還有一個現實原因：集體是虛的，說自己愛一個虛的東西很容易，因為不需要行動證明，表個態就行，去愛一個個具體的人就難了，是要付諸真實行動的。
羅翔在網上有這樣一段深受歡迎的話：
“人類是抽象的，并無具體的對象，無須投入真心，收放自如，還可以為自己贏得道德上的優越感，但具體的人總是有那么多的問題，總是那么的不可愛。愛是要付出代價、恒久忍耐的。真正的愛永遠是對具體個人的愛。”
因為廉價，所以流行。
解決奶粉質量問題，太麻煩了；資助貧困兒童，要花真金白銀；扶老人過馬路，有風險；愛國，多贊美幾句，再附加幾句反美，強勢表個態就行。
所以，橫行網絡的“五絕”和某畫家，在反美和民族主義方面頻繁出鏡，但對河南暴雨、民生問題只字不提，那個畫家從不畫國內。詳見《誰在利用金燦榮掙錢？驚現華爾街資本！》。
學生粉紅們走向口嗨愛國的星辰大海，對自身就業難的問題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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