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簡介

《中外歷史綱要》上冊第二單元
第7課 隋唐制度的變化與創新
一、教材分析
（一）課標解讀
1.課程標準
認識三國兩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的制度變化與創新。
2.教學解讀
了解漢至隋唐選官制度的演變，認識歷代選官制度演變的趨勢，掌握科舉制的形成、特點以及分析其利弊，理解科舉制是選官制度上的重大改革，影響深遠；了解三省六部制的分工和職權，重點探究其作用和影響，認識到它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重大創造；了解租庸調制和兩稅法的基本內容，理解廢租庸調制設兩稅法的原因，認識到兩稅法是我國封建社會賦稅制度的重大進步。
教師引導學生，運用唯物史觀，在特定歷史時空下，培養其史料實證、歷史解釋的學科素養，進而對隋唐制度的變化與創新形成正確、全面、客觀的認識；通過解讀隋唐制度的變革對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以及解讀當下全球疫情防控期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所發揮出來的優越性，提升學生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學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愛國情懷。
（二）教材定位
本課是《中外歷史綱要》上冊第二單元“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民族交融與隋唐統一多民族封建國家的發展”主題下的第三部分內容暨第7課。本專題基本按照從三國兩晉南北朝到隋唐的朝代順序來敘述，分制度變化與創新、民族交融、區域經濟開發及思想文化等四個方面展開。其中橫向看，制度變化與創新是這一時段突出的政治時代特點，利于全面而更深入地認識該時期地政治制度的發展變化，進而認識歷史發展變化的深層次原因和內在聯系，從而促進學生對歷史發展變化形成正確的認識，形成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和文化觀。
本課主要從選官制度、三省六部制、賦稅制度三個方面，說明漢唐間制度發生的重要變化、隋唐制度的創新之處以及在歷史上的作用，建構歷史發展的前后聯系，探尋原因及規律。三個子目都屬于制度范疇，是政治經濟制度的具體表現，呈并列關系。官吏是統治的基礎，內容上先講如何選官，再講國家政權的官僚機構是如何組織的，最后講國家經濟方面的管理手段賦稅制度的發展演變。
二、學情分析
（一）知識儲備
本課教學對象為高一年級學生，學生在前面的學習過程中已經接觸了制度概念。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等都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中，政治制度的核心是政權的組織形式、結構形式和治理形式等。選官制度方面，學生已學習掌握察舉制、九品中正制，對官吏的選拔標準和程序有所認識；政權組織形式方面，學生對秦建立的三公九卿的官僚政治有所了解，對權力機構的職能和運作有所積累。學生有一定的基礎，比較容易理解。
另外，經濟制度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狀況所決定，它又決定著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賦稅制度是中國古代經濟制度中最為重要的內容，它是維系國家機器運轉的重要經濟手段。該內容在初中教材以及高一前面學習內容中涉及較少，賦稅制度的概念接觸不深，理解起來比較困難。
能力儲備
高一年級學生都是21世紀出生的。因為其出生的特有時代背景和成長經歷，他們有著多元化的思想觀念，接受新鮮事物能力強，善于思考，勤于質疑，學習能力較強，對未知事物的興趣和好奇心強烈，綜合素質較高。
發展方向
對待新知識缺乏一定的辨別力，注重個人奮斗，自我意識強烈，合作意識薄弱。因此教師需要注意通過相關史料的依托，歷史情境的設置和強化問題指引，讓學生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合作探究歷史問題，認識史事的性質、特點、作用及影響，掌握歷史發展的相關規律。
三、教學目標
1、唯物史觀
運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相互作用，引導學生理解科舉制、三省六部制、兩稅法是我國政治制度變革中的重大創造，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深遠。
運用人民群眾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引導學生分析認識到農民的反抗沉重打擊了地主階級，使得唐朝統治者被迫與民休息，加深對租庸調制的理解。
運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辯證關系，引導學生理解兩稅法的重大進步性，分析兩稅法的局限性。
通過教師的引導，培養學生運用唯物史觀學習和探究的能力，樹立運用唯物史觀來解決現實問題的指導思想。
時空觀念
結合漢至隋唐特定的歷史時空背景，梳理選官制度、三省六部制度、賦稅制度的形成、特點和趨勢，培養學生能夠在不同的時空框架下對史事作出合理的解釋能力。
史料實證
通過歷史文獻、歷史圖片等多種類型實證材料呈現，引導學生分析理解選官
制度、三省六部制度、賦稅制度的特點以及深遠影響，以此提出自己的歷史認識。
歷史解釋
通過對比、分析、歸納、概括等方法，加深學生對隋唐制度的歷史概念、歷史現象等的理解，學會從歷史表象中發現問題，對隋唐制度演變過程中因果聯系作出解釋，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家國情懷
通過引導學生理解一個國家的制度和治理體系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密切相關，掌握隋唐的選官制創新、官僚機構的改革、賦稅制度的進步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歷史發展有著深遠的積極影響，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
同時，通過引導學生解讀當下全球疫情防控期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所發揮出來的顯著優越性，提升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感，增強學生“四個自信”意識和愛國主義情懷。
四、教學重難點
1、教學重點：科舉制度的創立、三省六部的確立、租庸調制的進步作用和兩稅法的特點。
2、教學難點：漢唐時期賦稅制度的變化。
五、教學方法
情景教學法、合作探究法、講授法。
六、教學過程
【新課導入】——（2分鐘）
材料 “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決定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同時又反作用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乃至于起到決定性作用。在一個國家的各種制度中，政治制度處于關鍵環節。”
——習近平2014年9月5日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材料 “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制度競爭是國家間最根本的競爭。制度穩則國家穩”。
——習近平總書記2019年10月31日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引導解讀：歷史證明，人類文明可以在獨立的條件下產生，并且會創造出相應的制度。制度通過提供框架規約、嚴密程序與運行機制等，促進道路、理論體系和文化發展的守正出新。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軍事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制度等，都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
一個國家的制度和治理體系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密切相關。
本節課，我們將一起走進中國制度文明史中重要的隋唐時期，了解漢唐間制度的變化，認識隋唐制度的創新之處，探尋選官制度、三省六部制、賦稅制度發展變化的原因及規律。
【新課講授】
（一）治國之選官制度——科舉制（12分鐘）
千秋基業，人才為本，官吏是統治的基礎。中華民族自古重視人才與人才的選拔。早在公元前近二百年，漢朝伊始就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正規的取仕任官制度，即察舉制。
1.知源——漢代選官之察舉制
史料 漢高祖劉邦十一年（前196年）詔令：“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東漢班固《高帝求賢詔》
材料解讀：劉邦要求諸侯王、郡守等高級官吏，察訪民間德高望重的人，并親自探視勸勉，安排車輛送這些人到相國府報到，同時報告他們的簡歷和表現。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實行察舉的詔令。
史料 漢武帝于元光元年（前134年），根據董仲舒的建議“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史料 “孝謂曰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有廉隅者。”
——東漢班固《漢書·武帝紀》
材料解讀：這是每年必須向朝廷薦舉定數人才的開始。孝廉意為孝子廉吏，原為二科，后合成一科，并成為察舉的主要科目。這標志著察舉制度的正式建立。
察舉制分為舉賢良方正、舉孝廉、舉直言、舉文學、舉茂才（秀才）等，即舉薦德行高尚志節清白之人，舉薦孝敬父母行為清廉之人，舉薦能直言極諫之人，舉薦博通經史之人，舉薦才能出眾之人。察舉制包含有自下而上的舉薦和自上而下的考察，在鄉黨之間觀察德行，在官職之上考察能力，有政績者再察選至中央，作進一步考試和任用。
漢武帝認為治理天下，不能僅靠門閥富豪，把權力分配給基層中那些最識大體、最有道德、最有知識、最有責任心的人，才能凝聚民心擴大執政基礎。漢武帝時期，官府從民間尋找既懂得“當世之務”、又能夠盡孝守廉的寒門之儒，讓儒生與基層法吏并行，實現了“治理與教化”合二為一。
史料 舉秀才，不知書， 察孝廉，父別居， 寒素清白濁如泥， 高第良將怯如雞。
——（晉）葛洪《抱樸子·審舉》
材料解讀：諸侯、郡守等推薦給朝廷的人，由皇帝任官或提升他們的官職，沒有淘汰。文帝、武帝時的賢良方正科考試，應試者也須首先被推薦，才有資格參加考試；考試只定高下，沒有取舍。這等于由地方世族掌握任官權，增強了地方割據勢力，不利于中央集權。　　
2.探變——魏晉選官之九品中正制
歷史縱橫 漢末社會動蕩，“人口流移，考詳無地”，察舉制所依賴的鄉里清議失去了社會基礎。當時，選官多操縱在地方大族名士手中。他們交結朋黨，嚴重干擾了人才選拔。曹操開始嘗試新的選人方法。曹丕繼任魏王后，采納吏部尚書陳群的建議，頒行九品中正制。這種選官制度既繼承了兩漢鄉里評議人物的傳統，又將評議權收歸中央，在一定時期內加強了中央集權。
材料解讀：
①社會動蕩，察舉制失去社會基礎。
②地方大族名士操縱人才選拔。
③曹魏政權時期嘗試新的選官方法——九品中正制。
漢代取人以德行為主，故孝廉一直是察舉的主要科目。然而“德行”推薦沒有具體的、可量化的標準與測量方法，僅憑察訪調查，更無有效的監督機制，逐漸變成家族、血緣，導致腐敗。故大政治家曹操提出了“惟才是舉”的取人方針。
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下令：“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惟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晉代陳壽《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材料解讀：曹操的“惟才是舉”當然不能解釋成“只專不紅”。他是在世家大族壟斷政治、腐敗盛行的情況下，對以血緣作為取人標準的否定，是進步的。“惟才是舉”對以考試取人、科舉制的誕生，具有指導思想上的意義。
魏文帝曹丕針對漢代察舉的弊病，于黃初元年（220年）建立了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由專職官員“中正”負責考察工作，評價也量化為九等，這是考察方法的一大進步。
“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于心，情偽由于己。公無考核之負，私無告官之忌”
“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托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于身，必見割奪；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
——唐代房玄齡等人合著《晉書·第十五章》
材料解讀：中正評定人才，越來越依據士人的家世，父祖為高官者，在選舉上占了越來越大的便宜。久而久之，門第高者品級就高，門第低者品級就低，朝廷任命中正官時，往往要征求本地出身的高官們的意見，連中正本身的公正性也逐漸喪失。終于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 的局面。世族壟斷“中正”職務，而評價方法也無客觀、科學的標準與方法，九品中正制逐漸成為維護士族特權的工具。因此，不久便流弊叢生。隨著士族的沒落，九品中正制無法延續。
3.悟新——隋唐選官之科舉制
自南北朝后期至隋朝末年的農民起義、軍閥爭斗嚴重打擊了世族及門閥地主的勢力，大量自耕農興起，土地兼并又使一部分人成為庶族地主。南朝宋、齊、梁、陳四朝皇帝都出身于庶族。世族制度的衰落，庶族地主與自耕農的出現，為科舉制誕生提供了經濟與階級的條件。
科舉制的演變：
①隋文帝開始采用分科考試的方式選拔官員；②隋煬帝時，始設進士科，科舉制形成；
③唐太宗增加了考試科目，以進士和明經為主；④武則天擴大科舉取士人數首創武舉和殿試；⑤唐玄宗任用高官主持考試，提高了科舉考試的地位。
唐代的科舉大體分為明經科和進士科兩個科目，明經科顧名思義就是對于儒家經典的掌握程度的考試，只要是個讀書人，大多都能背誦四書五經，所以明經是十分簡單的；進士就不同了，進士考試注重的是文學才華，將古今治理國家和時政要義的具體實施辦法或想法結合儒家經典和自己的理解，通過文學修飾書寫成文，這就不僅需要考生理論知識功底扎實，更對考生的文學造詣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考進士絕非易事，因此才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一說，意思就是說三十歲考個明經科算是晚的，而五十歲能考中進士也算早的了。
科舉制，以考試的方法測量考生知識與能力的狀況，是科學的；貫徹儒家“有教無類”的思想，平民（除少數娼、優、皂、隸及罪戶以外）均可“懷牒自進”，參加官府的考試，這種民主、平等，在7世紀初的世界上，是非常先進的；考試有嚴格的管理規則，杜絕舞弊，擇優錄取，是公平的。
科舉制是中國以及世界取士任官制度的偉大革命，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偉大貢獻。
“公務員考稽制度是中國文明的成就之一，而這種制度是唐朝時真正建立起來的，由于科舉成為步入仕途、求取富貴的主要手段，有志從政者就必須接受同樣的經書、文字教育，從而使全國在思想文化上也形成了大一統局面。在這種制度下面，有文才的人得天獨厚，往往成為政府最有力的擁護者。而平民百姓，因為有可能通過科舉而同樣步入上層，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而他們對現有秩序往往也表示擁護。”
——費正清、賴肖爾著《中國：傳統與變遷》
材料解讀：科舉制開創了人類歷史上文官政治之先河，選拔了大批優秀人才參政，加強了皇權，鞏固了中央集權制度。
科舉取士任官向平民開放，促進了社會階層的上下流動，調解了統治者與平民之間、地主階級內部大地主與中小地主、官紳地主與庶民地主之間的關系，鞏固了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制度。
“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
——宋代晁沖之《夜行》
“所有舉子，為了入仕，獲得名利，無論家境貧富，是否入學，都必須自幼苦讀儒家經典。”——楊學為《科舉制是對封建宗法制度的革命》
“中國的政體是國家與文化綜合而成的，國家的集權程度很高，而文化卻全然分散在平民百姓當中……殿試由皇帝親自主持，他通過這一儀式扮演了一種“圣人——教師”的角色獲得眾多天子門生的效忠……從而使國家和文化在天子的統治下保持統一。統治中國不僅需要政治和軍事的手腕，同樣需要文化上的領導能力。”
——費正清、賴肖爾著《中國：傳統與變遷》
材料解讀：科舉制傳播了儒家思想，培養了龐大的“士”階層，使儒家思想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有利于社會的安定、民族的融合、國家的統一。
“但是科舉制以名利誘使全社會學習，使儒家思想成為維護封建禮教、君主制的精神枷鎖。官員、讀書人、普通百姓只有奴性，沒有個性，國民精神受到極大損害。如魯迅所指出是“吃人”。后來的八股文崇尚復古，不利于創新、進步。考試內容決定學校教學內容，沒有數學、自然科學、技能，不利于生產力提高。”——楊學為《從廢科舉到恢復高考——現代化視野下的科舉與考試變遷》
材料解讀：
①選拔標準單一，壓抑讀書人的個性；②重視儒學，忽視科技；③封建社會的后期，嚴重禁錮了人們的思想。
歷時一千多年，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從分封諸侯王國到中央集權郡縣制，從以血緣為基礎的世族世官制、世族制到庶族地主興起的官僚政治制度，“國家的基層單位已經不是血族團體，而是地區團體了”。作為這種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的反映，取士任官制度，也從基本由血緣關系決定的察舉制、九品中正制，變革為以個人才能為標準的科舉制。科舉制可謂社會整合的紐帶，它聯系了官制、學制、學術、意識形態、價值觀，以至民俗等。
圖解歷史：
趨勢：標準：科學公平；方式：公開公正；權力：集中中央。
（二）強國之政權形式——三省六部制（10分鐘）
官吏來源是統治的基礎，官吏的權力如何高效運作，則涉及政權組織形式。權之運作官之令行，要在政權組織形式。
1.知源——漢代政權形式之中外朝制
秦朝開創了三公九卿制，三公既相互配合又相互牽制，便于皇權專制，但相權依然較大；漢朝承襲秦制，漢武帝時期頻繁更換丞相，直接打擊相權。
[史料]　（漢）武帝以雄才大略獨攬事權，于是重用內朝尚書，奪宰相權。晚年又用中書。
——摘編自錢穆《國史大綱》
材料解讀：
漢武帝設內朝參與決策，以奪相權。基本策略：分散權力；權力制衡。
2.探變————魏晉政權形式之三省制
材料：東漢名臣李固曰：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
——南宋范曄《后漢書》
（曹）魏世，中書監始參大政。東晉則侍中始優。下逮（南朝時）宋、齊，尚書、中書、侍中三者皆為輔臣。
——摘編自錢穆《國史大綱》
材料解讀：
尚書臺權勢過重，不利于加強皇權。
魏晉南北朝時期，尚書臺改稱尚書省，與中書省和門下省形成三省，它們共同執掌輔助決策和執行等權力。
3.悟新——隋唐政權形式之三省六部制
隋文帝時，中央正式確立了三省六部制。唐朝，進一步完善了三省六部制。
材料解讀：三省六部制是唐代職官設置的整體，三省是對重要最高權力的劃分，將以前屬于宰相的政府決策和執行權分開，由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分別承擔。唐代的六部設置于尚書省之下，分別為吏部、禮部、戶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在每個部下面又設置了四個司，這樣中央的領導機構為皇帝和三省，重要的執行機構就是六部和二十四司，這些機構統領著全國的行政事務。
“統轄全國行政大權的宰相一職實行復數制，由數名宰相組成集體領導班子，沒有采取由一人獨裁的形式。宰相本來是由三省的長官出任，但后來為了選拔其他各方面的人才擔任宰相，便給予宰相者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或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頭銜。召開宰相會議的地點叫政事堂，開始時政事堂設在宮城內的門下省，后來改設在中書省，所以‘中書門下’就成為政事堂的代名詞。”
——氣賀澤保規著《講談社·中國的歷史——隋唐時代》
唐初三省長官集體議政于政事堂，三省首長制成熟；三省借設在門下省的政事堂平衡地位，內輕外重各有優勢，三省并重制成熟；三省分掌出令、封駁、執行之職，三省分權制成熟。但從唐睿宗起，三省長官相權旁落，表現為低級官員入相，難以駕馭朝政，三省長官不專機務，動搖了三省機構的互相制約關系；三省六部職能廢弛，各種使職大量產生，干擾和削弱了尚書六部的行政權。
——摘編白王素《三省制略論》
材料解讀：三省分工明確，相互配合，提高了行政效率，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減少決策失誤；三省相互牽制，削弱了相權，加強了皇權；三省六部制的確立和完備，是中國官制史上的重大變革，此后，歷代基本沿襲了這個制度。
但在君主專制體制下發揮分權、提高行政效率的作用比較有限。
圖解歷史：政權組織形式的演變
（三）富國之賦稅保障——租庸調制、兩稅法（13分鐘）
賦稅是中國古代國家機器運轉的重要經濟手段，是統治者為維護國家機器運轉而強制征收的。賦稅制度是隨土地制度變化而變化的，主要包括稅和役。稅又分為以人丁為主的人頭稅、以戶為依據的財產稅、以田畝為依據的土地稅以及其他雜稅，役主要是以丁男為主的徭役和兵役等。
1.知源——秦漢賦稅保障之編戶制
秦漢時期實行編戶制度。政府把農民編入戶籍（稱為編戶），實行按編戶征收租賦和征發徭役、兵役的制度。編戶制度是國家征收賦稅和征發徭役、兵役的依據。編戶齊民是國家賦稅的主要承擔者，農民的負擔有四項：田租（土地稅）、算賦和口賦（人頭稅）、徭役、兵役。
《漢書·梅福傳》:"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
《北齊書·文宣帝紀》:"周曰成康，漢稱文景，編戶之多，古今為最。"
材料解讀：漢末土地私有制發展，土地兼并加劇，引發階級矛盾和社會危機。少地或無地的農民為逃避難以負擔的賦役，或托庇豪門，加強了豪強地主的勢力；或淪為流民，成為社會動蕩不安的重要因素。大量的編戶齊民從政府的戶籍中消失，加劇了國家的財政危機。
2.探變——魏晉隋唐賦稅保障之租庸調制
（孝文帝）于太和九年頒布了均田令，主要內容為：授予男女、奴婢和耕牛40至20畝不等的露田，死后應歸還于國家；授予男女20至5畝的桑田或麻田，身死不用歸還。在此基礎上，制定了新的租調制，規定鈞田民除丁男負擔征戍、雜役外，一夫一婦出帛或布一匹、粟二石。
——朱紹侯《中國古代史教程》
材料解讀：魏晉時期，孝文帝改革實行均田制，在此土地制度上實行租調制。
唐初，實行租庸調制。征收對象：21—59歲的成年男子。其中，庸是納絹代役，指男子不去服徭役的可以納絹或布代役。
材料解讀：①以庸代役，一方面農業生產時間較有保證，另一方面勞動者可以自由支配時間，勞動積極性提高。
②農民負擔減輕。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歷時一百多年繁榮局面的出現，正是實行租庸調制和均田制的結果。同時也促使開墾荒地。
③保障了政府賦稅收入。
④由租調制到租庸調制的轉變，標志著對勞役地租這種最落后的賦稅形式的否定，有利于封建經濟的發展。
3.悟新——唐中后期賦稅保障之兩稅法
唐初賦斂之法日租庸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ci）取辦，無復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為官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為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現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征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
——北宋司馬光著《資治通鑒》卷226
材料解讀：唐朝中后期，由于土地兼并嚴重，政府手里無地可分，均田制遭到破壞，租庸調制也無法維持，國家財政收入減少。政府為解決財政困難，增加稅收，改行兩稅法：
①課稅對象：由過去的主戶擴大到客戶，并對商人重新規定稅率。客戶納稅，反映了其地位由非法到合法的變化及其人身依附關系的相對減輕。
②征課內容：將各種名目的賦稅統一并到戶稅和地稅這兩稅中。
③課稅標準：每戶按人丁和資產繳納戶稅，按田畝繳納地稅，取消租庸調和一切雜稅、雜役。
④征課時間：分為夏秋兩季，相對集中并節省了征收時間。
⑤征課原則：“量出以制入”。國家根據財政支出確立每年全國總稅額，然后攤派各地征收。這種量出為入的原則可以說是創我國預算原則之先。
材料解讀：特點——以資產和土地的多少作為納稅標準，即以資產稅取代自戰國以來的人丁稅。兩稅法替代租庸調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高度發展的結果，奠定了唐中后期至明中葉中國古代賦稅的基礎。
兩稅法推行后，有人批評說：
每州各取大歷中一年科率錢谷數最多者，便為兩稅定額，此乃采非法之權令以為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
——陸贄《翰苑集》卷22《中書奏議.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
詩人白居易則寫出如下詩句：
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憂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內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寵，斂索無冬春。織絹未成匹，繅絲未盈斤。里胥迫我納，不許暫逡巡......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繒帛如山積，絲絮似云屯。號為羨余物，隨月獻至尊。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
——《白居易集》卷2《重賦》
閱讀上述材料，結合所學知識，談談你對兩稅法利弊的認識。
材料解讀：①作用a．兩稅法統一稅制，保證了國家財政稅收。b．改變了戰國以來以人丁為主的賦役制度，放松了對農民的人身控制。c．貴族、官僚、商人都要交稅，擴大了稅源。d．兩稅法按照各戶的貧富程度確定征稅標準，較為公平。e．兩稅法標志著征稅標準由以人丁為主逐漸過渡到以土地財產多少為主。
②局限性a．土地兼并不再受限制，越來越嚴重，激化了階級矛盾。b．大地主隱瞞財產，轉嫁賦稅，政府又增加許多苛捐雜稅，農民負擔更加沉重。
制度之守正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5分鐘）
從治國之基的科舉制，到強國之策的三省六部制，再到富國之路的賦稅制，歷史告訴我們，“制無美惡，期于適時，變無遲速，要在當可”，“事異則備變”。制度不是靜態的、凝固的，而是動態的、發展的。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中華民族之所以能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最根本的是因為黨領導人民建立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引導解讀：這次全國疫情防控阻擊戰在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堅持全國一盤棋，統一指揮、統一協調、統一調度，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調動各方積極性，形成抗疫合力，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就是中國制度優勢的一次集中展現。
材料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能夠持續推動擁有近十四億人口大國進步和發展、確保擁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進而實現偉大復興的制度和治理體系。”
引導解讀：堅持與時俱進、守正創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鮮明特征。制度建設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須適應我國發展要求和時代潮流，在守正創新中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面向未來，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必將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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