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簡介

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
備課與學習提示：和平與發展為什么能成為時代主題？和平與發展兩者之間是怎樣相輔相成的？在當前的發展中人類還面臨哪些問題？在和平與安全方面還存在哪些問題？怎樣才能達到合作共贏？我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意義何在？成效如何？美西方對和平發展合作共贏造成了何種障礙？等等，都是本課解析中試圖回答的問題。
一、如何理解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
和平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生活的本能需求。人類群體之間的戰爭是使眾多生命遭到損傷甚至喪失的最大危害之一。消除了戰爭及其隱患的和平環境是一種從人性出發的追求。人類自進入文明時代以來，幾千年間大大小小的戰爭不斷發生，造成了巨大災難。直接因戰爭而死亡的人口不計其數，戰爭對人類生命和財產造成的損失和破壞慘不忍睹。戰爭本身還大量消耗了人類創造的財富，為戰爭而制造各種武器裝備也大大擠占了本該為人類帶來幸福的生活資源，戰爭同時也破壞了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因此，戰爭的破壞力幾乎引起每個時代人類先進分子的深刻反思，反對和制止戰爭，祈求與呼喚和平，始終是每個世代民眾的孜孜訴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70多年相對和平環境帶來的安定，使當今人類倍感和平的可貴正如教材所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相對和平的環境，促進了人類的較大發展，鼓舞人民更加珍惜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盡管在將近半個世紀里，存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陣營之間的冷戰，尤其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世界范圍內的爭霸，盡管在兩個陣營的冷戰中也出現過局部的熱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但兩大陣營之間并沒有爆發激烈的全面戰爭。兩大陣營形成的均勢實際上達成了一種特殊的戰爭制約機制。如美西方在1949年成立了軍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此相抗衡，1955年蘇聯成立了華沙條約組織。美國在1945年制造出核武器，并在對日戰爭中向日本扔下兩顆原子彈；蘇聯很快也在戰后初期1949年成功制造出原子彈。美國、蘇聯先后在1952年、1953年研制出殺傷力更大的氫彈。雙方誰也不敢輕舉妄動，否則就有毀滅世界的危險。美蘇雙方爭奪的重點是歐洲，勢均力敵之下，歐洲安全問題成為雙方的共同關切。從1973年芬蘭赫爾辛基開始，所有歐洲33個國家（除阿爾巴尼亞外）加上美國加拿大，舉行了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并在1995年最終成立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這就使得兩大陣營和兩大軍事組織直接對峙的歐洲在和平與安全上取得了基本平衡態勢。1985年，鄧小平指出：“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當然，東西之間是在相互制約的戰略抗衡中維持著世界和平局面。不管怎樣，和平局面的維持為戰后世界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環境，同時也加深了世界人民對和平的熱望和期盼。
當下俄烏戰爭爆發使世界和平出現嚴重危機。以俄羅斯為直接作戰的一方，以烏克蘭作為美西方代理人為戰爭的另一方，美國在不斷“拱火”的同時向烏克蘭輸送武器甚至高科技武器，戰爭已使生命和財產遭受了重大損失，成千上萬的人民流離失所。不但歐洲的和平環境不復存在，而且還隱藏著更大的東西方之間戰爭的危險。美國之所以熱衷于挑起俄烏戰爭并支持烏克蘭繼續戰爭，其野心昭然若揭：一是挑起俄烏沖突，借烏克蘭之手拖垮俄羅斯，削弱俄羅斯這個戰略競爭對手；二是挑起俄烏沖突，便于其以西方價值觀裹挾歐洲國家，挑起歐俄矛盾，使歐洲以制裁俄羅斯等手段介人危機，而俄羅斯也會采取相應的反制措施，這樣就會弱化歐洲的力量，使歐洲進一步加深對美國的依賴，甚至綁在美國的戰車上；三是通過俄烏沖突拖垮俄羅斯，這樣就能使美國免除后顧之憂，更全力地對付中國。說到底，和平問題又一次如鄧小平所說的就是“東西問題”。美國畏懼中國崛起，不斷挑起事端，使西方所謂的民主制度“神話”蕩然無存。因鄧小平：《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一九八五年三月四日），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10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從今天的情形看，美西方仍是世界和平的最大隱患。我們再一次強調和平主題，就是要形成一種國際輿論氛圍，給予美西方這樣的破壞和平的戰爭販子以心理和道德壓力。
發展是人類社會幾千年進程的歷史規律使然。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展是歷史進程的總基調。一方面在于人類在長期的生產實踐過程中，生產能力越來越強，生產手段越來越先進，由此也推動人類社會不斷從低級向高級發展。同時，人類社會在不斷進步的過程中，勢必會產生更多更高的需求，要滿足這些新的需求，必須更好地發展生產力，生產更多的物質和精神產品。此外，人類自身也是一個不斷繁衍的進程，人口越來越多，只有不斷發展，才能滿足新增人口的生存和生活需要。因此幾千年的人類文明史，發展始終是主方向。即使戰爭、社會動蕩、社會沖突有時打斷或延緩了發展進程，但社會向前發展的總趨勢是不會改變的。
發展也是人類社會的必然要求。只有發展，才能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滿足社會成員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對于發達國家來說，雖然民眾已過上比較富足的生活，但只有發展才能使其進一步提高生活水平。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人民來說，發展是擺脫貧窮、保障生活的基本路徑，別無他途。北半球的歐洲北美大多已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發展中國家則大多處于世界的南半球，而且它們大多是歐美的前殖民地，它們的貧窮在很大程度上是歐美掠奪其資源造成的，因此歐美國家有責任幫助發展中國家走上經濟持續發展道路，最終擺脫貧困。故而正如教材所摘錄的鄧小平論述，發展問題就是“南北問題”。
和平與發展之所以是時代的主題，也因為和平與發展存在著相互依存的辯證關系。一方面，和平是發展的前提，也就是說沒有和平的國際環境，各國就不可能靜下心來一心一意謀發展；如果沒有和平的環境，世界仍充滿戰爭的危險，那么發展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又會被大量地消耗于軍事方面，從而影響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發展是和平的保障。這是因為世界上的戰爭幾乎都是因為爭奪物質資料和資源而起的，都是因為物質資源存量的有限性。因此，只有發展，擴大物質資料的增量，才是消除戰爭、保障和平的不二法寶。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世界上戰爭的減少，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發展造成了物質生活資料的相對增多，歐洲這個兩次大戰的策源地才免于戰火再次彌漫。
對于和平與發展這個主題，以及中國發展的道路、發展的方式等，習近平總書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和指示，包括：更好地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夯實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基礎；順應時代前進潮流，促進世界和平發展；攜手合作，共同發展；共同維護和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弘揚“上海精神”，促進共同發展；發揮亞太引領作用，維護和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堅持理性、協調、并進的核安全觀；中國人民不接受“國強必霸”的邏輯；積極樹立亞洲安全觀，共創安全合作新局面；弘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設合作共贏美好世界；加強國際核安全體系，推進全球核安全治理；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而不懈努力；共同推進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建設；共創中俄關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提高我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深化伙伴關系，增強發展動力；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等。這些都指出了中國在和平與發展問題上的正確方向和可行性途徑。
二、怎樣認識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
當前人類在發展中面臨許多共同問題，如教材上就提到了增長動力不足、需求萎縮、經濟復蘇乏力、資源享用不均、南北差距、貧富分化，等等。當前人類在和平與安全方面的問題更多、更普遍，包括地區熱點和沖突、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恐怖主義、網絡安全、重大傳染性疾病、跨國刑事犯罪、生態環境惡化、氣候變化、海洋資源和極地資源爭奪日趨激烈、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等等。
1．自然資源問題
一方面是自然資源越來越枯竭。幾百年來工業革命的開展，使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日益減少，能源危機在今天日益嚴峻。水是最寶貴的自然資源，而人類可利用的淡水只占地球淡水總儲量的4‰，有限的淡水被無節制的工業用水、生活用水消耗殆盡。有人估計，若目前這種狀況繼續下去，到2200年時，地球上的江河就有干涸的可能。另一方面，人類對資源的占有和享用兩極化。從國際上說，工業發達國家只占世界人口的1／4左右，卻占了世界能源消耗總量的3／4，其中有大量的能源被浪費。
2．貧困問題
世界性的貧困問題也是人類面臨的巨大難題。現代世界190多個國家和地區，真正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僅有30多個，而且主要集中在歐洲、美洲、大洋洲，以及亞洲的日本和韓國；發達國家充其量不過10億人口，僅占世界總人口的15％。其余的國家和人口中，除了中國等少數新興經濟體基本脫貧外，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人口都處在貧困狀態，甚至有十幾個極端貧窮國家，人口還沒有解決基本的溫飽問題，世界上每天都有上億人饑腸轆轆。即使在發達國家內部，也有不少只能依靠國家福利能填飽肚子但卻露宿街頭或帳篷的流浪民眾，因此民生問題依然是全世界面臨的頭號難題。
3．人口問題
人口問題實際上有兩個極端。一是早先階段的人口爆炸性增長。1800年全世界共10億人，1930年增長到20億人。20世紀50年代以后，由于長期的和平發展使得生活條件有所改善，大規模的戰爭、瘟疫等毀滅性災難沒有出現，世界人口增長的速度明顯加快：1960年達到30億人，1975年40億人，1987年50億人，聯合國宣布，2022年11月15日，世界已達80億人，地球承載的人口負擔太重了。由于人口太多，不少貧困國家出現糧食危機，每年都有數百萬人因食不果腹而餓死。在另一個極端，就是發達國家的人口增長率為零，甚至為負數。即使像中國這樣的新興大國，也出現了人口負增長的苗頭。人口負增長帶來兩個難題：一是勞動力供應不足，因而必須加快科技發展替代部分人工，也必須加強文化和科學教育，提高勞動者素質和勞動能力；二是老齡化問題日趨嚴重，更多的老年人需要社會扶養，加重了現有勞動力的負擔，因此不少發達國家采取了延長老年人退休年齡來應對。
4．地區熱點和沖突
包括國與國之間的邊界沖突，一些國家內部的民族沖突、宗教沖突，世界范圍內的宗教沖突，為爭奪資源而引發的沖突，大國矛盾所引發的代理人戰爭等。美西方在中東等地區國家搞“顏色革命”，造成這些國家內亂不斷，戰禍頻仍。美西方以維持國際秩序為名，以“世界警察”自居，肆意干涉他國內政，甚至直接出兵他國，這是一種完完全全的霸權主義行徑。美西方還以反恐為借口，直接對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發動戰爭，致使這些國家至今依然戰火紛飛，到處都是殘壁斷垣。
5．核擴散問題
自從1945年美軍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核武器的毀滅性力量立刻被人類所認識。在僅有美國掌握核武器的情況下，他國必然有遭到核威懾的擔憂，因此，從1949年開始，蘇聯、英國、法國、中國這幾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也接連核試驗成功，都成為了掌握核武器的大國，世界范圍內的核平衡基本達成。為防止更多的國家掌握核武器，美蘇先后向聯合國建議提出一項防止核武器擴散條約。1968年7月1日，英國、美國、蘇聯等59個國家締結簽署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條約于1970年3月5日正式生效。1991年，中國加入該條約。1996年9月，聯合國大會又一次通過《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此后，核試驗被認為非法。目前，僅有美、俄、英、法、中5個國家被認可為合法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其他還有4個國家被認為是非法擁有核武器，即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朝鮮。所以朝核問題、伊（朗）問題一直是防止核擴散的國際焦點。而2021年美、英同澳大利亞簽署協議，幫助澳大利亞建造核動力潛艇，也被國際社會普遍譴責為非法的核擴散行為，正在全力阻止。
6．恐怖主義
在早前一段時間里，恐怖主義威脅是國際社會的頭號話題。恐怖分子肆意破壞國際秩序，破壞主權國家，刻意在各地制造分裂，制造恐怖事件，常常將完全無辜的民眾作為襲擊和殺害對象，如2001年發生在美國的“9·11”恐怖事件。因此，打擊恐怖主義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責任。
7．生態環境惡化
這是工業化帶來的最嚴重后果之一，包括大氣污染（如霧霾）、水污染、土地污染、化學物中毒、大氣臭氧層變薄變稀、核輻射污染等，與環境惡化相應的環境危機還包括森林覆蓋率降低、物種減少等。環境問題中最突出的問題是氣候變化，溫室效應使得平均氣溫升高，南北極冰蓋融化，一些沿海低地城市和地區可能從地平線上消失。這些年的極端天氣在世界范圍內反復出現，酷熱、嚴寒天氣似乎在警示和告誡著人類。
三、中國推進合作共贏的舉措
在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候，中國提出了推進合作共贏的兩大舉措，已經產生了廣泛而積極的國際反響。
1．“一帶一路”倡議
“一帶一路”倡議是習近平總書記最早于2013年提出來的。2013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接受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等國記者聯合采訪時，提到了在幾個世紀前中國和拉丁美洲就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這條聯系東西兩個半球的主要貿易通道。同年6月，習近平在參觀墨西哥瑪雅文明遺址時，再次談到歷史上的“海上絲綢之路”促進了中墨兩國的貿易和文化交流。201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接受中亞五國媒體聯合采訪時，著重談到了中國和烏茲別克斯坦人民在2000多年前共同開辟了絲綢之路，提出復興絲綢之路是兩國的共同歷史使命，要在多方面開展合作。在哈薩克斯坦的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演講時，他再次深情地談到2100多年前中國漢代張騫出使中亞，開辟了絲綢之路，習主席的家鄉陜西是古絲綢之路的起點；哈薩克斯坦位于古絲綢之路上，為溝通東西方文明作出過重要貢獻。古絲綢之路留下了寶貴啟示，因此他在演講中倡議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先從加強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等幾個方面做起，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2013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演講時，提出愿同東盟國家加強海上合作，由中國政府設立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發展好海洋合作伙伴關系，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就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最初由來。
一帶一路沿線的亞歐非國家，包括中國在內，一共66個國家。東亞有中國、蒙古等；東南亞有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越南等10國；南亞有印度、巴基斯坦等8國；中亞有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5國；西亞有伊朗、伊拉克、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15國；獨聯體和中東歐有俄羅斯、烏克蘭、希臘等25國，以及非洲的埃及。“一帶一路”更是一個廣泛參與的開放式朋友圈，參加者越來越多，范圍擴展到了非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國家，以及西歐和大洋洲部分地區，還有不少國際組織也與中國建立了“一帶一路”合作關系。截至2022年2月6日，中國同148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隨著非洲南部馬拉維最近加入，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的國家達到了149個。一帶一路正在帶來世界貿易格局的巨大變化。為配合與踐行“一帶一路”倡議，中國還發起成立亞洲投資銀行，各國積極參加，包括英國等歐洲發達國家。
2．人類命運共同體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是習近平總書記的一個重大理論創舉。從根本上說，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以往各種人類共同體行為與意識的總結和內涵升華，建立在對世界歷史上人類共同體行為和意識的演變作出高度概括的基礎之上，是對世界歷史發展的概括和總結，具有歷史的必然性。世界歷史潮流滾滾向前，終將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點可以看成是世界歷史發展的最終歸宿。這種終極指向，是發展水到渠成的結果。人類共同體的基本特征是一定范圍內的人群形成一個整體，升華到人類命運共同體后，其最基本的特征是這個共同體是有機整體，其成員有平等地位，同訴求、共命運，內部彼此相依、互相協作，并整體地推動共同體不斷發展和進步。從幾千年的文明史、幾百年的全球化來看，人類命運共同體之所以呼之欲出，是有其世界歷史源流的。一方面，在世界歷史進程中，人類共同體行為在不斷發展和強化，人類一直在不同程度地體現著共同體行為，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的實踐源流；另一方面，人類文明進程中先進人士的思考及他們對共同體意識的不斷凝練和表達，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思想源流。如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上就不斷凝練和升華著人類共同體意識。中國先人很早就對“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頗為景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則體現了對人類共同體的使命和擔當。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是與中華文明傳續幾千年的人類共同體觀念一脈相承的，體現了對全人類的深切情懷和博大胸襟。
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也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將為人類做貢獻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之一。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政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斗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早在60多年前的1956年，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就指出：“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新中國尚在襁褓中時，中國共產黨就有如此的抱負，在中國日益強大、日益受到國際矚目，特別是日益受到廣大發展中國家期待的今天，中國共產黨更有為全人類謀幸福的博大胸懷，這是中國共產黨始終如一的遠大理想和實踐。
中國怎樣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努力？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人民的夢想同各國人民的夢想息息相通，實現中國夢離不開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際秩序，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持正確義利觀，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構筑尊重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2013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相關問題作出了不少論述，其著作《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收錄了他的許多指示，包括：共同創造亞洲和世界的美好未來；永遠做可靠朋友和真誠伙伴；牢固樹立亞太命運共同體意識；努力構建攜手共進的命運共同體；推進人類各種文明交流交融、互學互鑒；共建面向未來的亞太伙伴關系；邁向命運共同體，開創亞洲新未來；做大共同利益蛋糕，走向共同繁榮；打造金磚國家利益共同體；謀共同永續發展，做合作共贏伙伴；攜手共建合作共贏新伙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弘揚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攜手消除貧困，促進共同發展；發揮亞太引領作用，應對世界經濟挑戰；攜手共建合作共贏、公平合理的氣候變化治理機制；開啟中非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還在許多國際性大會如瑞士達沃斯論壇上闡述為什么和怎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四、當今美西方的霸權霸道霸凌行徑
現階段國際局勢，有一股與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潮流相悖的暗流在涌動，這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所作所為。美西方就是要利用不公平的單邊主義的所謂國際“規則”，繼續攫取和剝奪他國他人的勞動成果，填塞自己無盡的貪欲之壑。在它們眼中，和平的前提是他國他人必須遵從、不得冒犯這種“規則”，同時必須將自己的發展成果大部分讓渡給美西方，合作必須是美西方主導的、圍繞美西方利益的依附式合作，共贏則基本不接受，即使接受也只能是美西方贏的份額要遠大于他國他人。因此，當目前全球發展開始呈現有利于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勢態，但并沒有影響到美西方根本利益時，它們會采取各種手段，打壓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逆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而動。
（1）經濟霸凌。經濟全球化本是美西方提出的一種設計。經濟全球化形成了全球范圍內國際分工體系，產業鏈有高端（研發）、中端（制造）和低端（原材料）之分。西方發達國家生產力發展較早，科技力量較強，所以往往一開始就處在產業鏈的高端即研發端，以及中端的高段如高科技產品的制造等。研發需要創新，而發達國家基礎好、科技實力雄厚，長于創新理念和實踐，獲利較多。但他們過于強調本端的重要性，在利益分配中企求占據絕大部分份額，由此大大損害了中低端國家和勞動者的利益，使中低端僅能維系在簡單再生產水平，最終導致供應鏈高端國家和中低端國家之間的矛盾和沖突。然而，這種國際分工體系的前提是西方科技高水平、中低端國家生產力水平較低的靜態格局，但生產發展本身又是動態的。供應鏈中低端國家如亞洲國家大多具有悠久的文明史，人民的智慧和勤勞很快能參透現代高科技的奧妙，由此不斷推動自身生產能力的增強和生產水平的提升，并開始進軍供應鏈高端。這樣一來，原處在供應鏈高端的美西方就會認為自己的“禁臠”被侵人，優勢被顛覆，從而產生遏制打壓新興經濟體的沖動和行為。事實上，新興經濟體通過技術進步，再加以技術升級、量化生產，使美西方不再能獲得超額利潤的例子，不勝枚舉。對此，美西方不是去積極提高自身競爭力，而是對邁向中高端的國家進行完全違反市場規律的封殺打壓，甚至還威脅要“脫鉤”，走反全球化道路。
（2）價值觀雙標。價值觀是近年美西方掛在嘴邊最多的話語之一，是它們用以籠絡盟友、拉小圈子、對付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慣常做法。在美西方人那里，具有“普世性”的價值觀有“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在此基礎上形成所謂“政治正確”，并將之作為一種標準，用以斥責打壓甚至誣陷“敵對”國家。它們既漠視非西方國家的歷史、傳統和文明路徑，也不容許非西方對西方那套觀念范疇的釋義和實踐方式。譬如“自由”。西方人有言論自由，可以“自由”地任意批評甚至侮辱非西方世界的人和事，卻不允許非西方人“自由地”回擊批評者或侮辱者，更不能“自由”地批評諷刺西方人。又如“平等”。西方社會內部經過幾百年的血雨腥風，逐漸形成本社會成員“人人生而平等”的觀念。然而這種平等的局限性也非常突出，它僅僅體現在人格上平等、作為公民的投票權平等、法律權利平等極小范圍內。平等的實質也只是給社會成員提供了平等的機會而已，而各個成員由于個人稟賦、家族背景、人脈資源等因素而使利用所謂平等機會的能力千差萬別，因此美西方社會內部呈現著巨大的社會經濟地位不平等，貧富差距、階層鴻溝極其巨大。對于非西方國家和人民，西方人更是一臉傲慢，根本不以平等的眼光對待之。數年前奧巴馬那句“如果讓13億中國人過上像我們一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災難”，活脫脫地暴露了美西方對非西方人的優越感和鄙視心態。再如“民主”。民主的本意是全體人民當家做主，也就是說一個社會組織如國家的事務，應該由該組織全體有意志表達能力的成員集體決定。如果這個組織不大，當然全體成員都能直接參與決定；而當組織過大、全體成員不可能直接參與決定政治事務時，于是西歐從中世紀時代起就開始出現一種代議制，即從全體成員中選出代表，集中起來討論和決定城市或國家的政治大事。發展到今天，西方有各種代議制形式，議會通常是最高權力機構；實際掌管國家事務的行政領導人如總統或內閣首腦，則通過直接選舉或間接選舉等形式產生。這種代議制和選舉制均以簡單多數票為最終當選，因而在某種意義上并非是全員民主，因為它基本忽視了少數派的意志，只是一種程序上的無奈式“認可”。少數票哪怕是接近一半也得屈從于多數，少數人的訴求在多數派首腦執政期間，難以得到很好照顧，相反還可能受到更多損害。此外，這種民主制看起來主要只表現為一種“民選”程序而已，而不是實質上的全過程民主，重大決策的每個重要環節如提出、討論、決議、實施等，都沒有民眾廣泛的實質性參與。政府掌握在極少數人議員以及國家首腦與他指派的閣員手中，②他們是社會中上階層或資本利益集團的代表。民眾哪怕是選舉獲勝方民眾的利益訴求，也難以得到真正落實。因此西方的所謂民主國家不是代表最廣大民眾利益和訴求的真民主國家，而是其社會精英和資本集團的行權工具。至于“人權”，確為西方率先提出的政治規范，如1789年法國大革命就提出了《人權宣言》。然而此后幾百年間，西方各國社會革命風起云涌，“人權”并未人得西方精英“法眼”。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在與蘇聯爭奪世界霸權中處于下風。為挽救頹勢，美國拾起人權工具，攻擊蘇聯。自此美國便樂此不疲，自設話題、自定標準、自任裁判，年年發布世界各國人權報告，充當起人權“教師爺”，指責他國有人權問題，就是不檢討自己國家的女性權利、種族歧視、控槍等人權問題，典型的“雙標”嘴臉。為了抹黑打壓中國，最近他們竟然還憑空捏造出許多“世紀謊言”。美西方人權雙標還有一個最惡劣的表現，那就是當不同制度國家出現騷亂、政府采取斷然措施時，它們便高喊“人權高于一切”、“人權高于主權”，肆意干涉主權國家內政；當它們自身出現抗議示威運動時，則被斥之為叛亂，毫不留情鎮壓，并不許他國譴責，名曰不能干涉主權國家內政。在這種種雙標下，世界焉能不亂！美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權”只是代表了少數資產階級的利益，具有鮮明的階級性。
（3）“原教旨理論”悖行。客觀地講，西方資本主義在其興起初期，是生氣勃勃的。除了生產力飛躍外，西方還涌現了眾多思想家，推出了為新興資本主義搖旗吶喊的全新的政治、經濟、社會理論體系，我們或可稱之為“資本主義的原教旨理論”（經典理論），構筑了近代西方的精神文明大廈。當今西方人看起來似乎仍在承襲這些理論，但實際上已在多方面悖行著這些理論，背離其原初精髓。譬如對“自由”的認識。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明確指出：“自由就是指有權從事一切無害于他人的行為。”但在今天西方人那里，記住的只是“自由是有權從事一切行為”罷了。至于是不是有害于他人，允不允許他人有反制的自由，則不在其考慮之列了。又如市場經濟。在西方經濟學創始人亞當·斯密那里，“自由市場”理論是其核心，與這個核心相關的有“看不見的手”（自發的市場競爭）、“自由放任”、政府只是“守夜人”等觀念。“自由市場”理論雖被西方仍然視為資本主義“圣經”，但美西方高喊的“自由貿易”、“市場經濟”，往往是對人不對己。他要求別人全面開放市場，而對他國產品進口則高設關稅壁壘，對他人的高科技產品抵制和封殺，哪里還有自由貿易、市場經濟的氣息？又如李嘉圖的國際分工學說和比較成本學說，本是國際經濟聯系和貿易往來條件下一種合理狀態，因為在李嘉圖那里，生產較高端貿易品的國家和生產較低端貿易品的國家所得收益是基本相等的，唯其如此，國際分工才能維系。而目前處在生產鏈高端的美西方則只強調分工，而有意忽視利益在生產鏈各端的均衡分配，實則是背離西方自由經濟學理論。反倒是早年西方世界那些不擇手段的邪惡信條，如馬基雅維里主義的統治者應像“獅子般兇狠，狐貍般狡猾”，法西斯希特勒聲稱的“謊言重復一千遍也就成了真理”，現代西方人卻趨之若鶩、奉為圭臬，毫不掩飾地全盤繼承，并發揮到極致，以至于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毫無顧忌地叫囂“我們撒謊、欺騙和偷盜”。
（4）制度和政策缺陷。西方政治和社會制度建立在個體為主體的基礎之上，或者說個人主義是西方一切政治經濟制度的基石，個性化常被當作其社會生活多樣化的前提。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合理的，因為當人類還處在產品不夠豐富、私有財產是個人生活基礎的社會階段時，為私有財產和個體利益提供制度保障，調動個人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是解放生產力的重要前提。也正是如此，西方才得以最早進入工業化社會，最早享受現代高品質生活。問題是，人類社會的前進，包括個人潛力發揮和個人利益實現，還是得在一定的社會框架里。人是社會性動物，許多事情單靠個人能力是難以得到解決的，必須依靠集體或團體的力量，直至國家力量。個人表演千姿百態，可以達到社會生活多樣化效果，但集體的共同表達、劃一的動作也是別樣的美感，而且有些場合還只適合于集體性行為。“個性”和“自由”是好東西，但群體中的成員并非人人都具同樣的稟賦，總有人由于主客觀條件而使生存和發展狀態不如他人，社會有責任幫扶他們。在強調個體的西方社會里，如在美國，這種幫扶主要依賴人們的自發性慈善行動，但還是不如社會機構如政府從總體上宏觀調控，由此歐洲大部分國家走向了福利化。當出現突發性災難時，以個體為基礎的社會便顯現其弊端了。個體既不能有預案，臨時也沒有調動社會力量的能力，而且個體還可能阻礙社會的一致行動。這次新冠疫情美西方世界陷入幾近崩潰狀態就是個典型例子。無論是疫情發展、人員病亡的程度，還是經濟恢復和發展速度，中國的數據都比西方好得多。西方精英不從制度上反思自身問題，反而捏造事實，惡意抹黑和攻擊他國，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5）種族優越感。西方國家在其崛起的過程中，犯下了滔天罪行。西方人早期對非西方地區殖民、擴張和侵略，用暴力掠奪、攫取了歐洲以外地區的大量財富、資源和土地，殺死了大量當地居民，給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帶來了毀滅性災難（參見本書第7課）。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曾
指出：“我們同中國做鄰居有2000年了，但他們從未試圖征服我們。歐洲人1509年來到東南亞，兩年就占領了馬來西亞。”①在2022年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印度尼西亞防長發言著重強調了亞洲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茶毒的歷史。美國、澳大利亞等歐洲以外的白人國家，更是直接建立在印第安人、澳大利亞土著居民的白骨之上，美澳土著居民已因白人實行種族滅絕政策而所剩無幾。美西方一方面施用“胡蘿卜”策略，企圖淡化亞非人民的抵觸心理，另一方面則不擇手段、不遺余力地遏制亞非國家崛起。美西方一方面冠冕堂皇地標榜所謂遷徙自由，各族裔人群共生共處，另一方面的事實卻是，當拉美移民涌向美國這個移民國度時，美國白人種族主義者卻設置種種障礙，直至非法拘押“非法移民”。當美西方發動的戰爭造成中東和非洲難民逃亡歐洲時，歐洲國家政府既想顯示其包容納受移民的“政治正確”，并利用移民填補其勞動力資源空缺，同時又擔憂少數族裔增多而導致白人歐洲有色化。諸此種種，使得美西方不再像是這個地球上的和平因素，而更像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時代潮流的攪局者。
教學與學習建議
可通過報紙、電視、網絡關注與本課3個目相關的內容，并就相關問題展開思考或討論，還可以就某一主題寫一篇小論文，進一步探究當今時代主題和人類面臨的問題，認識合作共贏及其在全球共同發展中的重大意義，加深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認識。
引導學習關注時事熱點問題，并對其中的人物、事件作出分析、歸納和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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