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簡介

第1課 中華文明的起源與早期國家
備課與學習提示：
1．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標志是什么？
2．《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的祭壇、積石冢》《良渚古城城墻分布范圍示意圖》說明什么？
3．陶寺遺址說明什么？
4．為什么強調父系氏族社會“氏族間的聯系趨于緊密，形成較大的部落甚至部落聯盟”？
5．“天下萬邦”的“邦”“國”與部落、部族有何區別？
6．為什么強調“夏朝社會仍然是聚族而居”？
7．為什么強調夏、商時期中央對地方實行“間接統治”？
8．為什么強調商和西周“主要使用木、石、骨、蚌等材質的工具”？
9．如何解釋分封制與宗法制相結合，“形成政權與族權的結合”？
10．早期國家的概念是什么？
一、舊石器時代的古人類
學界公認的人類起源過程是：臘瑪古猿一南方古猿一能人一直立人一早期智人一晚期智人。晚期智人是現代人類的祖先。兩足行走是人猿相別的標志，也是適應性的重大改變：使上肢解放出來，最終能夠操縱工具，具備了進化的巨大潛能。正如恩格斯所言：“手不僅是勞動的器官，它還是勞動的產物。”①目前，已知兩足行走的“猿人”是南方古猿，人類進化到直立人階段還屬于“猿人”，如“北京猿人”。猿人兼有猿和人的雙重性，保留著食人和族內婚的習性。近年，有國外的研究者認為，制造工具不是區分人與動物的絕對標志，因為黑猩猩也有制造工具的能力。人最終從動物中分化出來的標志是“族外婚”，而動物都是“族內婚”。一言蔽之，舊石器時代，人還在進化過程中，與世界各國的歷史都沒有直接關系。
教師教學用書說，在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國云南的祿豐發現了臘瑪古猿的化石，在中國湖北、廣西發現了南方古猿化石，但是，認定人類起源地必須形成完整的證據鏈。假如可以認定中國是人類的起源地之一，舊石器時代與中國歷史也沒有必然聯系。因為到晚期智人階段人類才演化出人種，現在的研究只能證明，中國可能是蒙古人種的故鄉。另外，目前還沒有更科學的手段鑒定古人類化石的生存年代，采用遺傳學方法計算出來的數據也有很大問題。在“中華文明的起源”標題下，學生可閱讀關于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的內容。
二、中華文明的起源
距今約1萬年前，人類歷史發生了一個重大轉折：進入新石器時代，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99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由狩獵和采集過渡到定居的農業生活。原始農業是人類進人文明時代的前
提條件。
新石器時代以前，世界上一切都是自然的，包括進化中的猿人。人工打磨石器使世界開始不完全從屬于自然。但是，原始農業到來的標志不是新石器的使用，而是作物的栽培、定居的生活方式，還有野生動物的馴養。作物的栽培和野生動物的馴養意味著人類開始支配和利用自然資源，同時也加快了人類自身在各方面的進化。世界各地的古老文明都是伴隨原始農業的產生而發展的，原始農業產生的時間大致都在公元前8000年，這可能與地球氣候變化有關。
原始農業是人類擺脫野蠻走向文明的起點。文明相對野蠻，在人類發展的不同階段，文明與野蠻的標準不斷變化。起初人類脫離茹毛飲血的動物狀態，是邁向文明的起點。動物不能改變自然生活的狀態，而原始農業的出現是人類改造自然生活的開始。這是猿人與人的區別，也是區分文明與野蠻的標志。
原始農業文明大都集中在東方，最早發生在西亞的兩河流域，中國是獨立發展的農業文明起源中心之一。其他農業起源地的作物都是以大麥、小麥為主，我國在仰韶文化時期主要栽培的作物是粟，也有小麥。我國北方旱田種粟的傳統延續到唐代。河姆渡居民種植水稻在新石器時代獨此一家。最獨特的是我們的先民在那時就掌握了養蠶繅絲技術，這在世界范圍內絕無僅有，后來西方人稱我國為“絲國”，到8世紀他們都弄不明白絲織品是怎樣生產出來的。河姆渡居民的木材加工技術十分精湛。
在新石器時代早中期文化遺址中，墓中的陪葬品說明私有財產已經出現。私有財產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首要標志。因為，文明起源于私有財產觀念，當人們將種植的收獲、狩獵的獵物以及燒制的陶器據為己有之時，即承認勞動創造財產、擁有財產的正當性，這是人們構建秩序的開始，而秩序是文明的基礎，也是文明進取的根源。承認通過勞動合法占有財產才會產生道德，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如果否認私有財產權，社會就會倒退到野蠻和無序的狀態。私有財產產生后才會發生交換，人的創造力才能保持下去。無視私有財產，人的創造力就會萎縮，道德也將隨之瓦解。產生私有財產才會有交換，沒有交換和分工不會產生城市。階級階層作為文明的標志意味著秩序和社會組織形式，就像奴隸制比原始公社制度進步一樣，沒有階級階層不會產生國家。我國早期國家誕生的前夕，即新石器時代晚期父系氏族社會，進入文明時代的各種特征愈加明顯。
三、新石器時代晚期父系氏族社會的特征
課文從“距今約5000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有專家認為其具備了國家的初始形態”，三個自然段用考古資料、傳說和文獻記載描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到夏朝建立之前的歷史變遷。單元導語指出：“夏、商、西周是中華文明和早期國家的形成與發展時期。”顯然，本課重點在夏、商和西周，那么，新石器晚期用了三段文字、三幅插圖，究竟要表達什么呢？只是陳述父系氏族社會嗎？介紹那么多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考古發現，用意何在？
本課第一子目“人類文明的產生”表述了人類進入文明的幾個標志和邏輯：私有制產生、階級分化、出現城市、進入國家形態，還有文字產生。教師教學用書亦指出國家的產生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志。以此逐一分析本課對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描述，教學問題迎刃而解。
《中外歷史綱要（上）》“龍山文化的代表器物是黑陶，胎壁薄如蛋殼，被稱為“蛋殼陶＇”，這句話不重要。世界各地很多原始農業文明遺址出現了很多陶制品，中外原始制陶技術不相上下。掌握制陶技術不是進入文明的標志，只能說明農業和手工業可能出現分工。緊接著《中外歷史綱要（上）》介紹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出土了精美的玉器，并且出現較大規模的祭壇和神廟”，并附插圖《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的祭壇、積石冢》和《良渚古城城墻分布范圍示意圖》。為什么強調這兩處考古發現呢？
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東北有座紅色花崗石的大石山，山體通紅，雖然不高（海拔746米），但怪石崢嶸，燦燦生輝。①赤峰因此山得名，在此山發現的古人類文化遺址以紅山文化命名。牛河梁遺址處于紅山文化中心的山梁上，人們在已發現的遠古村落遺址上，無論遠近都能看到此山，而在看不到此山的地方，環境再好也沒有發現遠古遺址。已發現的紅山文化遺址超過500處，但是各個村落遺址都沒有墓葬，最終人們在牛河梁發現了大量積石冢。冢就是隆起的墳墓，在墓之上堆積石塊，形成有規則或方或圓的石丘。牛河梁的積石冢分布在5000米見方的一片山坡上，場面非常大，在山梁頂處的大平臺上發現了75平方米半地穴式的建
牛河梁遺址積石冢
筑內擺放著泥塑人像，有一比較完整的看上去是女性，考古學家認為這是座廟宇，供奉的女神可能是紅山人的先祖。女神廟位于牛河梁的最北端。牛河梁的最南端有座圓錐狀的土石高臺，像祭壇一樣，是祭天的神臺。集中出現的積石冢、女神廟與大型祭壇，周圍沒有發現日常居住的遺址。牛河梁是紅山人喪葬與祭祀活動的特殊場所。紅山人在遠離居住地的牛河梁建設如此規模的公共建筑，說明社會已經具備發動和組織能力。而牛河梁的積石冢中總有一座豪華的墓葬，隨葬品豐富，而其他普通墓葬隨葬品很少。這說明大墓中的死者是貴族，他們是驅動社會勞動力的主角。大型的祭祀活動也需要有領導者指揮，那個登臺帶領眾人頂禮膜拜的人，無論是祭司還是首領，都會逐漸掌握公共權力，就像古埃及的法老，既是王者又是大祭司。而出現掌握公共權力的王（或者是別的稱呼），是社會組織進入早期國家的標志。教師教學用書說：“···女神廟、積石冢、大型祭壇，說明氏族首領的權力以神化的形式得到鞏固和加強。原始宗教的復雜化是社會組織變化的反映，因此紅山文化也被視為中華文明的曙光。”牛河梁遺址還不能反映明確的王權，但可以說明中華文明已然發展到一個重要階段。
良渚文化玉壁（良渚博物院藏）
良渚文化因最早發現于浙江余杭區良渚鎮而得名，距今也有5000多年。良渚遺址在錢塘江北岸，河姆渡遺址在錢塘江東南岸。河姆渡文化比良渚文化早了約2000年，那么，河姆渡人是不是良渚人的祖先呢？他們的后代是不是遷徙到了北岸？目前不得而知。但是，河姆渡人與良渚人確實存在很多相似之處。良渚人也種植水稻，房屋也是桿欄式的、人字形屋頂；良渚人的木工水準
也十分精良，善于使用榫卯結構。良渚遺址出土的石鐮與河姆渡遺址發現的骨鐮，在形狀上一樣。良渚遺址出土的石犁，河姆渡遺址則沒有。石犁的發現說明良渚人已經掌握了“耕作”技術，因此良渚遺址出土的水稻非常多，說明產量很大。《中外歷史綱要（上）》插圖《良渚古城城墻分布范圍示意圖》，地點在余杭莫角山地區。古城的城鄉區別較為明顯，城為長方形，城墻有石基，城中有河道，以水路交通為主。在古城外發現的三處大型祭壇，都是人工堆積出來的。祭壇上發現多座大墓，墓中有棺木，隨葬品多的達數百件，少的也有數十件，其中以玉器為大宗。玉器中有用于祭祀的玉琮，有代表軍權或王權的玉鉞。大墓墓主顯然是貴族或高級神職人員。良渚祭壇與牛河梁祭壇相比略小，但在祭壇內設墓葬的做法是一樣的，只是積石冢的規模不及良渚墓葬，牛河梁墓葬也出土了大量玉器，這些玉器都是先民與神溝通的禮器。
良渚古城很像一個城邦，陶寺遺址也發現了規模較大的古城，到目前為止，考古發現古城遺址60余座，大都在平原地區，一般面積在數萬至30萬平方米，產生年代大都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出現早期城市也是進入文明時代的標志之一。
本課接下來一個自然段首先敘述原始社會的一般常識。以石器劃分時代是考古學的概念，以血緣關系劃分社會組織是古人類學和歷史學的概念。課文交代母系氏族社會發展到父系氏族社會的兩個階段，旨在說明以血緣關系形成的氏族組織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普遍現象。這段的重點還是新石器時代晚期，值得注意的是這句話：“新石器時代晚期出現的父系氏族社會，社會貧富分化和不平等開始出現，氏族間的聯系趨于緊密，形成較大的部落甚至部落聯盟。”以往認為貧富分化產生私有制，私有制導致階級分化，階級分化必然出現階級矛盾，于是原始社會瓦解，人類進入奴隸制社會。而《中外歷史綱要（上）》卻說，父系氏族社會出現貧富分化和不平等，但是氏族組織趨于緊密，形成較大的部族和部族聯盟。這就是說，貧富分化、私有制產生和階級分化，并沒有加劇氏族組織內部矛盾，階級矛盾并非不可調和，或者說，階級矛盾沒有激化到瓦解氏族組織的程度。原始社會本來是平等社會，到父系氏族時期卻演變成不平等社會；按照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存續的時間計算，這個不平等時期至少存在了千余年。
從理論推理，“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①。但是，理論不代表事實便是如此。生產力低下、血緣紐帶和部族之間的沖突，致使部族成員必須依賴集體而存活，這反而加強了氏族的向心力。氏族之間為謀求共同利益而聯合起來，形成更大的部族，這種現象是世界各地的早期國家形成之前出現的普遍現象。私有制、階級分化在這個階段更加明顯，國家產生的步伐加快。
將第二子目“從部落到國家”移開，下一個自然段用傳說結合考古，繼續陳述不平等氏族社會晚期的發展狀況。關于傳說和“禪讓”的文字姑且不論，“考古學證明，大約相當于五帝后期的龍山文化時代，中國大地上邦國林立，史稱“萬邦＇時代。有些邦國都城規模較大，如陶寺遺址中有宮殿建筑、天文建筑以及各種禮器，階級階層分化也比較明顯，有專家認為其具備了國家的初始形態”。這是總結性的一段話，要明確其中的概念。龍山文化時代對應“天下萬邦”時代。“天下萬邦”中的“邦”，即邦國；“天下萬國”中的“國”，即方國，“邦”“國”都是文獻上對氏族血緣團體的稱謂，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國家。“一直到西周，還有將＇國＇、“族＇二字互稱的······也有將“邦＇和表示宗族的“宗＇互稱的，可證古代所謂“邦＇、＇國＇與“宗＇、“氏＇、“族＇實在是一個意思。”氏族、部落、部族是人類學、歷史學的詞匯，考古學還有古國、古族之稱。龍山文化時代包括大汶口晚期文化、良渚中晚期文化和陶寺文化，陶寺文化屬于父系氏族社會晚期。課文為什么在這里提及陶寺遺址呢？
陶寺文化存在的絕對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正處于夏朝產生的前后。陶寺文化早期墓葬發現了1000多處，學者將這些墓葬分為大、中、小三種類型，其中大型墓長3米左右，寬2米多，使用木棺，隨葬品可達一二百件，包括彩陶、彩繪木器、玉器或石制的禮器、裝飾品及整頭豬的骨架。這樣的大墓只有9座，不到墓葬總數的1％。中型墓長、寬略小，使用木棺，隨葬品數量從幾件到一二十件不等，也有彩陶、木器、玉石器，沒有整頭豬的骨架，只有幾個或數十個豬的下顎骨。中型墓占墓葬總數的近10％。其余都是小型墓，占90％。小墓坑一般長2米、寬0.5米，大多沒有葬具和隨葬品。陶寺墓葬明顯說明氏族內部已經有了高低貴賤之分。陶寺文化的早期就是夏朝建立的前夕。不過這時他們尚未完全脫離不平等的氏族社會。學者給出的理由是，大墓仍在氏族的公共墓地內，而王者要有王室專有的墓地。
陶寺文化中期的古城遺址規模已經相當大了，相當于商代早期的王都。城中發現的宮殿也許是宗廟建筑的基址，面積達1400平方米。實際上，專家不只是認為陶寺遺址具有國家初始形態的特征。蘇秉琦先生就把紅山文化的社會組織稱為“古國”。為什么新石器時代晚期還不能說進入了早期國家形態呢？主要是王權還沒有出現。王權是被社會成員公認并普遍尊奉、服從的權力。沒有出現王權，就是還沒有邁進早期國家的門檻。
總之，這三段表述的用意，一是要說明我國進入早期國家前夕的社會狀況，二是明確中華文明的肇端。新石器時代出土的器物帶有很多刻符，但是這些刻符至今無法被解讀。沒有解讀出來的不能叫文字，只能說是刻符。文字不是人類進入文明的絕對標志。另外，《中外歷史綱要（上）》以炎黃傳說佐證龍山文化，似有不妥。教師教學用書說：“古史傳說不是直接史料，大都是后人的追述，還不能從科學的角度實證從部落到國家的演變過程，而考古資料可以彌補這一缺陷。”據顧頡剛先生考證，炎黃傳說是在春秋末期戰國前期逐漸形成的，反映了統一的歷史趨勢。第2課“諸侯紛爭與變法運動”有“華夏認同”一段，但是，“歷史縱橫”引用唐朝孔穎達的話“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這只能說明“華夏”一詞的由來，不能證明“華夏認同”的觀念。運用顧頡剛的考證說明“華夏認同”最有利，而將炎黃傳說轉移到第2課為好。“禪讓”是儒家和墨家的說法。有學者論證了禹建立夏朝的過程，比“禪讓”更有說服力。
四、夏、商、西周早期國家
氏族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組織，氏族制度指氏族作為社會組織長期存在。氏族、家族都實行族外婚，幾個相互通婚的氏族聯合在一起組成部族，部族有自己的祖先崇拜或圖騰崇拜，有共同的習俗和方言。一般來說，與部落相比，部族更大，指聚居的氏族部落。部族在民族學中指一個民族內的部分。家族、宗族有時交替使用，宗族包含同一血緣關系的家族和家庭。部族制度發展到最后階段產生民族。民族有共同生活地域、共同生活習俗、共同語言文字、共同宗教信仰。民族的形成表現為自覺意識，即人民產生對自己歸屬于某個民族實體的意識。“族”的概念在文獻中很早就被使用了，而民族的概念很晚才被使用。
早期國家是本課更是第一單元的核心概念，因此必須厘清什么叫早期國家，為什么說夏、商、西周都處于早期國家階段。
關于國家的概念，恩格斯表述為“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①。“國家機器”指軍隊、警察、官僚機構、法律和監獄，等等。但是，“鎮壓”不能完全理解為暴力壓服，還包含一些“軟”性措施，比如利用神靈和祖先崇拜，血緣關系和財富恩惠，以緩和被壓迫階級的反抗情緒。在很多情況下，國家甚至要充當“表面上的調停人”，把階級矛盾控制在“秩序”的范圍內。對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有明確論述。②我們過去不僅忽略了這一面，而且用國家的定義解釋早期國家的產生。我們至今還不太清楚夏朝的歷史。教師教學用書說：“關于夏朝國家的文字記述是后世的追述”，這是指《左傳》《禮記》《尚書》《周易》《史記》等文獻，也包括《中外歷史綱要（上）》“史料閱讀”所引《韓非子》的內容。這些文獻都是遠離夏朝產生逾千年后的作品，記載具有傳說性質。
盡管夏朝的直接證據太少，但是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相結合，可以判定夏朝從禹開始，無疑進入了早期國家形態。國家機構不是在短時期內就產生的。早期國家之前，不平等的父系氏族社會存在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國外學界將其稱為“酋邦”社會。進入早期國家不可能擺脫酋邦社會的痕跡。
不能機械地套用“國家機器”解釋早期國家。那么，進人國家的標準是什么呢？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兩次強調：“這種設置對氏族制度起了雙重的破壞作用：第一，它造成了一種······公共權力；第二，它第一次不依親屬集團而依共同居住地區為了公共目的來劃分人民”，“國家和舊的氏族組織不同的地方，第一點就是它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第二個不同點，是公共權力的設立”。所謂“公共權力”指凌駕于國民之上的、被社會全體成員公認并普遍尊奉的權力。禹不僅獲得公共權力，而且還以“家天下”
二
里頭文化遺址夏代宮殿復原模型
傳承統治權，由此可以判定夏朝進入早期國家形態。二里頭遺址至少可以證明夏朝晚期存在國家水平的權力中心。恩格斯說的第二個點就是打破氏族制度，將居民編入地方行政區。《中外歷史綱要（上）》說：“夏朝社會仍然是聚族而居。除對夏部族生活的地區實行直接統治外，夏朝對其他地方主要通過控制一些部族進行間接統治”，“商朝的國家管理實行內外服制。內服指商王直接控制的王畿地區，外服指商王間接控制的方國和部族”。夏、商兩朝對地方的管理其實一樣，都是“內外服制”。“服”指服事，即擔任官職，與王權建立服屬關系，部族首領成為領導外服的官。也就是說，以血緣關系自然形成的部族組織仍然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夏、商兩朝歷時千年都沒有實現按地區劃分國民，這是早期國家的基本特征。那么，為什么建立國家又沒有破壞氏族制度呢？
古希臘羅馬通過對外族的征服戰爭建立起奴隸制國家。戰爭要集中人力、物力，統一指揮領導，部族聯盟首領由此掌握并強化了統治權；大量戰俘成為奴隸，奴隸制國家形成。我國夏朝建立之前沒有發生過針對外族的戰爭，但是大禹治水需要動員各部族的人力、物力，實行集中統一領導。大禹治水的事跡先秦文獻都有記載，商和西周青銅器的銘文也有記錄。銘文記載，禹是有功于民、受命于天的王。①水患危害各部族利益，因此各部族甘愿接受禹的領導。治水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工程。禹在治水過程中由“社會公仆”轉換為“社會主人”，在履行公職的過程中樹立了自己及其家族的權威，治水成功使他獲得擁戴，由此掌握了公共權力。他也使用了暴力，但不是依靠暴力獲得王位。他死后傳位給兒子啟，開創了以“家天下”為特征的世襲制。《中外歷史綱要（上）》省去“家天下”，不妥。“家天下”是我國古代一以貫之的一項最根本的國家制度。整個國家尊奉一個家族為最高統治者，這個家族也以“天下”即整個國家為自己一家私有，將統治權作為家族的私有財產世代傳襲下去。這種家國一體的現象，在古代世界是普遍的。
早期國家就是正在形成中的國家，雖然產生了公共權力，但社會組織仍然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部族。馬克思、恩格斯在論述國家時所用的范例古希臘羅馬國家和日耳曼國家，不屬于早期國家，因為他們的氏族組織已經被摧毀了，實現了按地區劃分國民。早期國家的國家機器不可能一蹴而就，政府組織應該是根據需要逐步形成的。教師教學用書說夏朝“國家的特征尚不明顯”，就是這個意思。商和西周的中央都沒有明確的政府機構，軍隊是部族兵性質，平民戰時出征，戰罷歸農，不是成熟國家供養的常備兵。夏、商、西周的法律也不成熟，沒有一部成文法，刑法與刑罰相混淆。文獻記載的“禹刑”“湯刑”內容不詳，治理國家主要依靠禮而不是法。“按地區劃分國民”必然要摧毀氏族制度，這個破壞過程始于西周實行宗法分封制。
五、西周宗法分封制
西周宗法分封制對早期國家向成熟國家的轉變具有重要意義。周天子將王室子弟和功臣分派到外服地區做諸侯，改變了過去外服全部由氏族首領擔任領導的格局。被分封的諸侯與周王的血緣親屬關系，通過宗法制凝固為臣屬關系，國家通過這種方式強化了對地方的控制。周天子具有君王與宗族大家長的雙重身份，更加穩定地掌握著公共權力。外服的諸侯國由周王室子弟、姻親、功臣所率領的氏族，混合被征服地區的氏族，組成新的族體，使原本不相干的氏族混居在一起。西周的諸侯國都不是單一的血
緣組織，不是自然長成的氏族組織，而是打破了原有氏族血緣的壁壘，這就為按地區劃分居民創造了前提條件。高中歷史教師講西周分封制的側重點應強調部族組織的變化，《中外歷史綱要（上）》“歷史縱橫”解釋宗法制說“西周時期，分封制與宗法制的結合，形成政權與族權的結合”。“族權”指的就是掌握部族的權力，它還存在。
鑄有武王伐紂銘文的
青銅利簋（陜西臨潼零口出土）
周初分封的齊、魯、衛、燕、晉、吳等都是重新組合的地方氏族組織。起初，它們的地盤都不是很大，周天子憑借“共主”的身份和王畿的實力控制外服諸侯國。隨著生產的發展和人口的繁殖，幾個大的諸侯國不斷兼并周圍的小國，擴大領土。這樣的兼并擴張并未顧及小國是同姓還是異姓，有無血緣關系。春秋時期見于文獻的諸侯國已經減至百十余國。及至戰國之初，所有諸侯國加起來僅二三十個，夏商時期“天下萬邦”的局面一去不復返。
《中外歷史綱要（上）》說：“宗法制與分封制相互補充·····”宗法制以家族血緣關系為國家體制的紐帶，“作用不僅是西周政治的建制原則和指導思想，也是規范社會秩序、整齊生活習俗的指導思想”。也就是說，宗法制培育了很多思想觀念。《孟子·離婁上》：“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國”指諸侯國，“家”指大夫家，這是那時的國家觀念。從宗族、家族、家庭引申出來的國家觀念，來自人們對家庭、家族和宗族秩序的認可，被逐漸放大，成為普遍倫理和國家制度。國和家只是一大一小而已，秩序是一樣的。由服從家長、服從族長，到服從國君、服從周天子；宗法分封制將政權與族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宗法制及其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培育了崇尚群體的意識。氏族社會個人依靠組織生存，部族組織長期存在使群體觀念代代相襲。家族、部族乃至國家都是群體。群體就是公，個人在家要服從家長，家族要服從宗族長，家族等群體也會照顧個人。《禮記·禮運第九》：“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矝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尊老愛幼、濟貧扶弱，群居互助、合群為美，宗法制強化了這種傳統觀念。由于夏、商、西周仍然使用木、石、骨、蚌等農業工具，因此只有依靠集體勞動才能保證生存和發展。在“千耦其耘”的勞動場面中，尚群意識自然生成。
宗法制注重血緣關系，造就了漢族的親戚觀念。父母、祖父母、叔伯嬸嬸、姑姑，被看作血緣關系最近的親人。外祖父母、舅舅舅媽、姨媽，是血緣關系第二重要的親人。祖父的兄弟系統稱作叔伯兄弟、堂兄弟，是同姓宗親。祖母一方的兄弟姐妹和外祖父母一方的兄弟姐妹，屬于外姓親戚。姑父、姨父不同姓，禮敬相待。
宗法制繼承了敬老傳統，祖先崇拜與尊老觀念是一致的。國家以家族為基礎，家族內無論窮富都是同姓宗親，敬養老人形成制度。西周稱貴族中的老人為“國老”，平民老人被稱為“庶老”。《禮記·王制第五》：“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達于諸侯。”50歲歸大夫管轄的鄉里敬養，60歲由諸侯管轄的國敬養，70歲周天子負責敬養。“人活七十古來稀”，能夠享受70歲及更高壽待遇的老人肯定稀少。春秋時期，宗法制被破壞，齊桓公葵丘會盟力圖整頓秩序，五條盟約中還有敬老慈幼的規定。
我們將敬老視為公德，同時，敬老作為子女應盡的義務，還是個人道德的體現。西周沒有古希臘那樣的公民大會，沒有羅馬法那樣的傳世經典，但是宗法制也建立了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
六、甲骨文
我國早期國家至少經歷了1500年，但是，我國文字的產生卻比較早，而且自成體系。世界各古老文明都產生了文字，古老文明的文字起初都是象形字，只有甲骨文從象形字發展成熟，其他如楔形文字、象形文字，都被字母文字取代。中華文明不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但是漢族大概是世界最早形成的民族，漢字是漢族形成的先兆。
文字的功能在于記錄語言，甲骨文能夠記錄語言，又沒有被語音約束。過去說甲骨文造字具備了“六書”的方法，其實六書中的轉注與假借并不能用于造新字。象形、指事、會意都很好理解，甲骨文中有大量字例。甲骨文中象形字很多，形聲字很少，但是形聲造字使漢字發展成熟，并以其獨特的記錄方式滿足了語言的一切需要。象形造字不僅書寫麻煩，而且能夠直觀的事物也不是都能畫出來的。鯉魚與鯽魚的形體差不多，象形無法表達。象形也不能把抽象的想法和概念都畫出來。象形造字是漢字的起點，形聲造字是漢字發展的趨勢。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總共記錄了9353個字，其中象形字有364
個，指事字有125個，會意字有1167個，形聲字有7697個。
形聲造字是用象形的形與獨立讀音的字組合，借用后者的讀音形成新的字。如鯉、鯽、鱔、鰻、鰱，等等，左“形”右“聲”，兼顧讀音與字意。在近代洋務運動中，徐壽、華蘅芳接觸到化學，很多元素的名稱在漢字字庫中沒有，于是他們就用形聲造字，鉀、鈉、鈣、鎂、鋁、鋅、氦、氖、氬、氪、氙、氡，這些字都是這樣造出來的。形聲造字使漢字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隸書是漢字發展的重要轉折點，結束了漢字的古文字階段，使漢字定型，這是秦朝統一文字的功勞，第2課再表。
漢字是自源發展而來的，自源就是源頭在自身。現在世界上很多文字都是借源文字，即借助別人的文字形成自己的文字，典型如日文，借源漢字而成。英文也是借源文字，26個字母并非英格蘭人的發明。英格蘭人到15世紀才開始使用英文書寫，之前或是用拉丁文，或是用法文。法蘭西人使用法文的時間較早。德意志人使用德文的時間較晚。從甲骨文開始，漢字的使用有3000多年的歷史，世界各地區各民族，獨此一家。
刻有文字的龜甲
七、早期國家的生產力水平
公元前11世紀，巴勒斯坦的閃米特人已經從青銅時代過渡到鐵器時代，農業已有了鐵制鏵、犁。印度的雅利安人遺址也出土了大量的鐵制工具和鐵制矛、箭鏃，存在時間大約是公元前900年。同時代我國商周時期，農具幾乎全是石器、骨器、蚌器和木器；《中外歷史綱要（上）》說“青銅農具極少”。實際上，考古只發現了一件青銅農具。生產工具處于原始農業狀態，這決定了早期國家發展緩慢。
但是，商周時期農業生產仍有發展，而且水平不低。農業發展不是依靠生產工具，而是建立在人口繁殖和集體勞作的基礎上。殷墟卜辭記錄了集體勞作的方式，商王經常號令某家族前往某地耕籍，商代開辟土地多以家族為單位進行。殷墟發掘有貴族集中存放了數百把有使用痕跡的石鐮刀，佐證了甲骨文和《詩經》的記載。《詩經》描述了以家族為單位的勞動場面，千耦其耘，整個家族一起出動。耦耕、耦耘指協同互助，許多人被組織起來一起進行。集體勞動生活的紐帶是氏族血緣關系，古老的習俗在氏族組織中世代傳承，長期的集體勞作使氏族組織愈加穩固。
由若干個父系家族組成一個部族、宗族，這就是“天下萬邦”的“邦”。據沈長云先生考證，周初一個“邦”的人口約為4900人。一“邦”的土地屬于宗族所有，這是集體勞動的基礎。周天子只是名義上占有土地，土地及財產的支配權掌握在嫡系家族手里，他們是宗族里的貴族。與嫡系貴族血緣關系相對較遠的家族屬于平民。貴族與平民不是以財產劃分的，出生在貴族家庭身份自然高貴，出生在平民家庭只能是平民，奴隸也是世代相襲。至于井田制，有學者認為，孟子的描述應該存在事實依據。中原地區土地平整，有可能規劃成井田方式。井田制是否存在，如今學界沒有討論出結果，也沒有新材料支持存在井田制的觀點。
平民在商朝被稱作“眾”“眾人”，在西周被稱作“庶人”“庶民”。“國人暴動”的主體就是他們。平民是農業生產最主要的勞動者。他們還要為貴族服各種勞役，既依附于貴族又與貴族有著同宗同族的關系，還要隨貴族出征作戰。奴隸來源于戰俘。商周奴隸的數量沒有具體數據，很難估計占總人口的大致比例。奴隸多為貴族的家奴，制造青銅器可能使用奴隸。青銅器多為禮器，不是商品。由于商品經濟不發達，使用奴隸勞動不以賺取剩余價值為目的。當時生產力水平低下，一個奴隸的勞動所能創造的剩余價值十分有限，因此平民家庭不會使用奴隸。貴族有奴隸，因此也是奴隸主。商周的奴隸制不是發達的奴隸制，不像古希臘的雅典每個家庭都使用奴隸，也不像斯巴達人統治希洛人那樣（希洛人都是奴隸，從事農業生產）。古羅馬也是這樣，大量戰俘奴隸和被征服的異族從事農業勞動和羅馬城的建設。
教學與學習建議：
從早期國家到國家的建構是本單元的主線，漢族的形成和傳統文化的定型是另外兩個重心，第2、第3、第4課也是如此。
炎黃傳說是什么時候形成的，無法考證。炎黃傳說的文字記錄并不是出現在夏、商、西周時期。部族時代的人只知道本族的始祖。夏以禹為祖先，商以契為始祖，周以后稷為始祖。春秋時期，禹在傳說中被神化，后有堯和舜的傳說，戰國時期堯、舜、禹的傳說越加豐富，然后才有炎帝和黃帝的傳說。顧頡剛先生考證了炎黃傳說的形成過程。《中外歷史綱要（上）》：“他們被后世共尊為華夏始祖。”“后世”指自戰國時期開始。依據時序性原則，炎黃傳說可以放在第2課講，用以說明華夏認同。商湯滅夏和武王伐紂不必詳細講述。西周滅亡的緣由作為第2課列國紛爭的起始，比較恰當。
夏朝從約公元前2070年至約公元前1600年，存在了470余年，這不是準確的時間。商朝存在了500余年，公元前1046年滅亡，這是有文字記錄的。西周截至公元前771年，存在了270余年。三代指夏、商、西周，存在了1300余年。而后東周延續到公元前256年，史書常以“春秋戰國”替代東周，春秋戰國時期長達500余年。對一個朝代存在時間的大致印象有利于理解歷史。
奴隸制社會經濟的主要特征是，奴隸是農業生產的主要勞動者，奴隸制生產關系占據主導地位，或者說，奴隸的生產勞動構成社會經濟基礎，夏、商、西周三代都不是這種情況。奴隸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奴隸主與奴隸的矛盾，而夏、商、西周三代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貴族與平民的矛盾。社會中存在奴隸不等于整個社會屬于奴隸制社會。商和西周幾乎沒有完整意義的奴隸起義，《中外歷史綱要（上）》也沒有強調夏、商、西周三代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奴隸主與奴隸的矛盾。
筆者建議有關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知識點放到高二再詳細講解，高一集中理解早期國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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