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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上第7課 隋唐制度的變化與創新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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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上第7課 隋唐制度的變化與創新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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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課
隋唐制度的變化與創新
一、教材分析
本課內容是中外歷史綱要上
第二單元第七課的內容,主要內容為三國兩晉到隋唐制度的變化與創新,主要介紹了選官制度、中樞機構、賦稅制度,著重點是隋唐時期這些制度是如何創新的。隋唐時期的制度創新是隋唐統一多民族封建國家發展的重要內容,是制度在繼承中發展創新的典型代表,又具有從南北朝脫胎而來的隋唐大一統的時代特征,在此過程中伴隨著門閥的興衰、三省制的流變、稅制的革新。隋唐制度總結了此前一千年制度探索的成果,又奠定了此后一千年制度建設的框架。
二、學情分析
本課的制度屬于政治經濟史的內容,過于抽象,較難理解,但其中的選官制度、中樞機構是學生比較熟悉的部分,有一定的知識基礎,雖有一定難度但該講的務必講解到位,通過提供典型性的材料幫助學生理解其中制度變化的背景和意義,內容則比較次要。對學生來說,賦稅制度部分是比較陌生的內容,該部分既要逐一講解其內容,又要分析其意義。
三、教學目標
(一)唯物史觀:能夠通過梳理從兩漢時期到隋唐時期政治經濟制度的演進過程,初步建立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
(二)時空觀念:能夠運用時空觀念,認識到不同朝代的選官制度產生的不同作用。
(三)史料實證:能夠通過大量的史料分析,理解科舉制、三省六部制、兩稅法的運用所產生的作用。
(四)歷史解釋:能夠通過老師的引導,認識到歷史解釋的重要性,能夠學會對科舉制、三省六部制、兩稅法等特有制度作出歷史解釋。
(五)家國情懷:通過學習科舉制的形成、發展,認識我國選官制度的重大進步。進一步認識它們都因曾在歷史上發揮過進步作用,而被歷朝歷代所沿用,增強中華文明的文化自信心。
四、教學重難點
(一)重點:門閥興衰與科舉制;三省六部與中書門下的運行模式;賦稅制度的演進
(二)難點:科舉制的進步性;租庸調制、兩稅法的實行內容及作用
五、教學過程
同學們好。咱們現在來上中外歷史綱要上第7課,隋唐制度的變化與創新。
本節課關于隋唐時期的制度變化與創新,我們主要學習三個方面:第一,門閥興衰:從九品中正制到科舉制;第二,三省流變:從政事堂到中書門下。第3,稅制轉折:從租庸調制到兩稅法。
門閥士族的形成,離不開一系列政治經濟思想特權的積累。其中非常關鍵的環節是選官制度。門閥的興起與察舉制有著密切的關系。我們知道漢武帝時期,詔令各郡國每年舉孝廉各一人,從此建立了察舉制。察舉制是漢朝具有代表性的選官制度,一直延續到東漢時期,到東漢后期,士大夫中出現了經學世族,他們往往專攻一經,世代相繼,壟斷察舉,門生故吏遍天下,甚至出現了累世公卿的現象,例如楊震家族,袁紹家族,這一時期,門閥士族開始興起。另外,鄉里清議,品評人物,也為察舉制選官用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鑒。
雖然察舉制后來退出了歷史舞臺,但察舉制的余音依舊繞梁不絕。比如九品中正制品評人才,科舉制分科取士和考試的做法都源自察舉制。
門閥走向鼎盛,則離不開九品中正制的推動。公元220年,魏王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各州郡設置中正官,將各類人才根據家世和才能評定為9等,作為授予官職的依據。這相當于將選官的權力由地方政府推薦改為中央評選,一定程度上加強了中央集權。但到了西晉時期,九品選官主要看重家世,并且統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滿足和維護了世家大族的利益,從而促使門閥士族正式形成。
我們來看兩則材料,看看九品中正制存在哪些弊端?
材料
1出自西晉段灼上晉武帝表,他指出當時中央政府部門的選舉閉目塞聽,選官用官都由中正官說了算,造成了擔任高級官職的要么是公侯子孫要么是當權者的兄弟。這類記載在晉書中很多,比如材料2中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就非常典型地指出了世家大族對高級官職的壟斷,寒門子弟沒有機會躋身仕途。“人棄德而忽道業”說明了九品中正制造成官僚隊伍道德素質水平的下降。
好,我們總結一下九品中正制的弊端,請同學們記一下。
……
東晉時期,王與馬共天下,開創了東晉門閥士族政治的格局。歷史學家唐長孺曾明確的指出,九品中正制的創立雖然將選舉權收歸中央,但最終鞏固了門閥的統治。九品中正制最典型的特征,便在于只根據門第高低來選拔與任用官吏。門閥士族的鼎盛,深刻影響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和觀念習俗,以至于士族與庶族的差別猶如天地相隔。門閥士族的鼎盛,不僅阻礙了庶族的晉升,也妨礙了皇權。自宋武帝劉裕時期開始,他便吸取教訓開始啟用寒門庶族執掌機要,恢復以文化考試作為選官標準,門閥士族在軍政方面的權力被大大削弱。
門閥士族最終走向衰落與寒門庶族地主力量的崛起直接相關,南北朝以來,門閥士族自身在封閉保守和歷次戰亂的打擊中,已經開始顯出衰落的趨勢。尤其隨著隋朝廢除九品中正制和科舉制的確立、發展,以及官修氏族志等行動,門閥士族進一步的遭受打擊。
至此,我們可以總結出科舉制確立的歷史背景,請同學抄寫筆記。
好了,那科舉制是如何確立的呢?我們來關注幾個重要的歷史節點。第一個是開皇十八年,隋文帝詔令地方分兩科舉薦人才,開隋唐時期分科取士的先河,這顯然受到察舉制的影響。第二個是大業年間,隋煬帝兩次詔令地方舉薦人才,根據《通典》記載,隋煬帝時期已經設立進士科考試,被視作科舉制誕生的標志。第三個是唐高祖武德年間,他在武德四年、五年的這兩個關于科舉的詔令,可以判斷科舉制的基本要素已經具備,從中可以提取哪些相關信息呢?我們來看。
首先是歷史事件本身,據材料可知武德四年恢復了明經、進士等科,并于次年正式開科取士,錄取了各州超過二百名貢士。這也是唐朝科舉取士的開端。
其次是關于科舉制本身,據材料可知,此時的科舉制已經是定期舉行,且先經過地方考試再赴朝廷應試,這與后世的科舉制度是相同的,尤其是第二個詔令強調允許人才不經過地方官府舉薦,這是科舉制與察舉制、九品中正制截然不同的關鍵地方。
至此,我們總結一下。
門閥的興衰與選官制度有密切關系,其中科舉制對門閥的衰落起到了重要作用。科舉制的背景、內容、發展我們概述如下。
我們知道,科舉制自隋唐以后一直延續到清末新政才最終廢除,成為此后歷朝選拔人才的主要制度,這是因為它本身是一項比較完善的選官制度。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來看這兩則材料。
“能破朋黨之私”說明它對選官制度有所改善,此前的選舉權在于掌握選舉權的人,比較察舉制下的各郡國,九品中正制度下的為士族所控制的各中正官,如今選舉權收歸中央,減少了徇私舞弊,加強了中央集權。科舉制給了寒門庶族躋身仕途的機會,對社會學習風氣的帶動、教育事業的發展、官僚隊伍文化素養的提升等等都起到推動作用。
下面我們來學習第2部分,三省流變:從政事堂到中書門下。
三省的迭興是一部跨越東漢到南北朝,歷時數百年的歷史。我們知道尚書的崛起可以追溯到漢武帝時建立以尚書為主的中朝決策機構,到東漢時,尚書臺的職權得到擴大,既決策又執行,形成了雖置三公,事歸臺閣的局面。在曹魏時期,尚書臺改稱尚書省,又新設立中書省,中書舍人執掌機要,權力膨脹,到西晉時又設立門下省來分割中書省的權力。至此,三省先后形成,依次迭興,三省體制在南北朝時進一步發展。
最終,在隋文帝時,中央正式確立了三省六部制。三省和六部的具體分工我們不再贅述,請看示意圖,其中,中書省和門下省主要負責決策過程,尚書省主要負責執行。三省六部制,具有體系完整,職責分明,相互制約的優勢,從而有利于加強專制皇權,因此為唐朝所繼承,并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
三省之間的密切分工,為三省合流,走向一體化提供了可能。唐太宗時期,擴大任用宰相的范圍,比如著名的魏征本職為尚書右丞,皇帝授予其參與朝政的頭銜,他就得以參與只有宰相才能參加的政事堂會議,實際上擁有了宰相的權力。據《通典》記載,三省長官先是集體議事,共同決策后再回本部門落實,這顯然有利于減少三省之間的互相推諉扯皮,也說明了此時的政事堂并非是一個實體化機構,且政事堂的決策與各部門的行政是分開的。
但是隨著政事堂改稱中書門下,這種性質發生了變化。關于中書門下的由來,它與唐朝開元年間開始迅速發展使職差遣系統密切相關。皇帝特派使節到地方處理特殊事件,尤其是軍事問題,這是自古就有的,但唐朝時皇帝特使由于有了更多的經濟方面的使命,日益普遍,以至于特使比正式的官職更重要。為了適應這種變化,尤其是考慮特使必然是由皇帝或政事堂派?誰來負責報銷差旅費用呢?誰來管理他們、考核他們、給他們勞務派遣費呢?于是,隨著中書門下下設機構,它已經成為新的真正宰相的辦公機構,超然三省之上,一方面繼續發揮原先政事堂裁斷三省政務的功能,一方面則統領使職差遣系統,繞過三省直接執行政務。
因此,如果說政事堂標志三省出現一體化趨勢,但其決策與行政仍然分立的話;那么,中書門下則是決策、行政一體化,三省那些原本相當于宰相的長官們被架空了。
這種變化背后的實質其實是相權的削弱和皇權的加強。
隋唐時期的制度變化既有對前代制度的繼承、總結和發展創新,也有對后世制度的奠基性影響,這也體現在稅收制度方面。
不管是租庸調制還是兩稅法,都是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稅制轉折。這種轉折體現在哪里呢?我們來看。
歷代的土地租稅制度大致情況如圖,其中我們知道,秦漢時期的田租是定率田租,比如十五稅一、三十稅一,主要是交糧食;人頭稅則是根據人頭交納,我們戲稱為空氣稅、呼吸稅,主要是交錢,不同年齡段金額不同,其它的特殊稅種比如漢武帝時期針對商人的算緡錢。
到了東漢末年,由于人口流亡,土地拋荒,原先政權賴以作為征稅依據的編戶齊民制度受到破壞,為了解決糧食問題,公元
196
年曹操開始招募農民屯田,許諾諸多優惠條件,最終形成了新的賦稅制度——租調制。
請注意這里:曹操規定每畝收田租四升,每戶交定量的絹、綿。這意味著,與秦漢時期相比,租調制有顯著的不同,租稅額度都是固定的了。
請同學們做好筆記,這種不同主要是:以定額田租代替定率田租,增產不增租;以戶調代替漢代的人頭稅,以戶為單位,增人不增調。
這種轉折的意義是重大的,①以糧食為征稅內容,免去以物易錢交稅的中間損失;②負擔較低,有效吸引農民屯田,有利于解決軍糧需求;③減少人口流亡,有助于社會秩序穩定;④有利于恢復發展生產,奠定統一戰爭的物質基礎。
租調制具有轉折意義,尤其適合戰爭時期或戰后恢復發展生產,因此在三國爭雄時期,北方曹魏政權的糧食保障比較充足。隨著北魏孝文帝改革推行均田令和租調制,租調制進一步在北方廣泛實施并延續到隋唐時期。
這里我們可以看出與曹操招募農民屯田并征收租調相同,北魏收取租調的前提也是推行均田令,由國家頒授土地給農民,農民相應為國家承擔義務。這是租調制的基礎。
租調制在某種程度上是輕徭薄賦思想的產物,這點我們可以從錢穆的這段材料中體會。所以,
到了隋唐時期,租調制一個變化是出現了“庸”,也就是納絹或布代役,隋朝條件是年滿
50,唐朝則取消年齡限制。這顯然是與輕徭薄賦的思想一脈相承的。
通過以庸代役,保證農民的生產時間,有利于提高勞動積極性,另外這也減輕了對農民的人身控制,是古代賦役制度的一大進步。
租庸調制居然有這么多的意義,為什么唐朝中期后卻無法實施下去了呢?請看這則材料。
從材料中我們可以找到租庸調制走向崩潰的兩個主要原因:第一田畝賣易,也就是土地兼并。我們前面剛說過,收取租調的基礎是國家頒授土地給農民。唐朝中期,隨著國家承平日久,政府手里已經沒有足夠的土地去推行均田,加上土地兼并的發生,土地向少數地主集中,農民手中沒有土地自然也就無法承擔交納租調的義務。第二,大盜起,兵興。這里指的是開元以后的天寶年間,安史之亂,戰爭對農業、人口、財政的打擊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公元
780年,稅制迎來又一次歷史性轉折,唐德宗接受宰相楊炎的建議,推行兩稅法改革。《舊唐書·楊炎傳》的這段記載集中闡明了兩稅法的基本內容,我們來看。
1、“先度其數而賦于人”也就是先確定全國總的稅額再分攤到各地,實行“量出以制入”的財政原則,這是古代賦稅史上的一大轉折。這種做法也意味著,同一年份的不同地區、不同年份的同一的地區,要承擔的稅額是變化的,稅率也是不統一的。
2、“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不區分主戶和客戶,一律按居住地編入戶籍,進行征稅;對于沒有固定居住地的行商,也有相應規定。這意味著增加了納稅人口,有利于增加財政收入。
3、“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戶調不再像租調制那樣區分年齡,一概按人丁和資產繳納,另外這里沒有說明的就是田租則是按照田畝數來繳納。說白了就是誰家的田產多、資產多、成年勞動力多,誰家就多交稅。這種主要按資產水平(包括家庭財產和田畝)而非按人口的課稅標準,也就是第二則材料中的“以資產為宗”,是古代賦稅史上的又一大轉折,標志著人頭稅開始被拋棄,減輕了對農民的人身控制。
4、按資產收稅,收取貨幣。這是古代賦稅史上的再一大轉折,標志著自古以來以糧食布帛等為代表的實物稅開始受到冷落。
5、“秋夏兩征之”
,這也是兩稅法得名由來,租庸調和一切雜稅、雜役都被取消,一年旨在夏秋兩次按照資產收稅,大大簡化了稅收名目。
總結:
隋唐時期選官制度、中樞機構、賦稅制度的演變,是制度在繼承中發展創新的典型代表,又具有從南北朝脫胎而來的隋唐大一統的時代特征,在此過程中伴隨著門閥的興衰、三省制的流變、稅制的革新。隋唐制度總結了此前一千年制度探索的成果,又奠定了此后一千年制度建設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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